▲ 《爷爷奶奶那些事》剧照。(受访者供图)
“我当时非常害怕,觉得完了,要是他们不同意怎么办。后来我爸爸打破了沉寂,说丢了一次人不够,还要丢第二次。我很理解家人,他们介意的点和观众完全不一样。” “今年非常明显的就是学生们毕业之后的志向,基本上80%到90%都是AI相关的领域,这种情况我在去年没有见到。”
文|南方周末记者 余雅琴 翁榕榕
责任编辑|黎衡
80岁那年,爷爷奶奶在没有知会任何人的情况下,去民政局办了离婚。听到消息时,家里人都有些哭笑不得,但90后女孩杨骊珠却偷偷佩服奶奶的勇气。
因为不在一个城市生活,杨骊珠和爷爷奶奶的关系并不亲厚,只有逢年过节才会聚在一起。在她看来,出生于1930年代的他们完全就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本来就不应该在一起,完全是因为时代原因被迫“凑”在一起,六十多年的婚姻中一直争吵不断……
几年后,杨骊珠面临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毕业开题,想要拍摄一部纪录片。她突然想起了离婚的奶奶,好奇她为什么会在80岁的时候作出这样的选择。彼时,杨骊珠25岁,家人总催促她赶紧交个男朋友,她有些反感,也想借此了解婚姻是怎么一回事,一场在家庭内部展开的拍摄由此开始。
在六年的时间里,杨骊珠走进了爷爷杨桥源与奶奶邓桂英的生活,她开始真正理解他们这代人,从而理解家中的其他成员。杨骊珠打小和父亲关系紧张,觉得他有很强的控制欲,但一想到他成长在一个没有爱的环境中,又能够谅解他的某些性格。
当然,爷爷奶奶的情感也很复杂,“有了孩子与家庭的羁绊,不得不维持这么多年,肯定也会产生情感。这种情感不一定是爱情,但是是有爱的。他们会把对方当成家里人,相互之间的关系很麻烦,但也难以替代。”杨骊珠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爷爷奶奶那些事》拍摄现场。(受访者供图)
最初,杨骊珠只是想要完成一部短片顺利毕业,但拍着拍着,她开始觉得自己爷爷奶奶的故事不单单是家里的私事,也是一代人的缩影,她渐渐意识到应该让更多人看到这部纪录片。
2018年,制片人郑泉在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的提案会上认识了杨骊珠,深深地被爷爷奶奶的故事所吸引。这部作品在当年的创投会上反响强烈,有着丰富的跨国纪录片制作经验的郑泉决定加入项目,将它推向大银幕。
纪录片的制作和发行是相对困难的,她俩都有过很多个不知道何去何从的时刻。杨骊珠也想过,是否干脆将片子剪成短视频,但郑泉总是鼓励她,再坚持一下。
最终这部影片入围了第28届塔林黑夜国际电影节,先后荣获包括亚洲艺术电影节最佳纪录片、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主竞赛纪录片单元特别提及、第四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奖等在内的20项国内外奖项与荣誉。
离婚后,爷爷奶奶还是住得很近,经常碰面。在制作这部片子的过程中,爷爷奶奶相继去世,杨骊珠的镜头记录下他们人生最后几年的时光,杨骊珠常常从他们身上感受到力量。她曾请热爱书法的爷爷为自己写一段寄语,结果收到一大篇郑重的文字;而在某个午夜,她和奶奶躺在蚊帐中,彼此袒露着不同代际女性对婚姻的困惑。
在他们离去多年后,杨骊珠依然没有选择走进婚姻,奶奶的故事告诉自己:“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中。”
2026年11月10日,纪录电影《爷爷奶奶那些事》在全国艺联专线上映。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导演杨骊珠和制片人郑泉。
《爷爷奶奶那些事》剧照。(受访者供图)
“通过拍片子跟亲人产生深入的连接”
南方周末:这是一部关于你爷爷奶奶的纪录片,因为摄影机的介入,你也多了一个了解爷爷奶奶不同的角度。拍完这个片子,你对他们有没有一些不同的了解?
杨骊珠:平时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一大家子都凑在一起打牌、嗑瓜子、看电视,爷爷要不坐在一边或一个人去书店,要不在自己房间里看书。在家人眼里,他可能有点格格不入。我以前跟我爷爷几乎没聊过天,他最多就问我学习好不好,直到我要去拍爷爷奶奶的故事,才走进他的生活。
以前对他的印象,会被家人影响,觉得一个人怎么能生活成这个样子,邋里邋遢、离群索居。他不是那么穷,一个月也有3000多元退休金,但很多生活习惯无法改变,是一个特别固执的老人。
走近他之后我发现,他有非常丰富的内心世界,有自己的生活秩序。你打断他,或者安排他是绝对不可以的。他也有一套自己的“生活哲学”。 比如他以前将家里的家电拿去送人,觉得有辐射;在家里挖地窖,当冰箱用,觉得冬暖夏凉、可以储藏食物;觉得不通风,就在楼顶上造阁楼,开大天窗;觉得自来水不好,就每天走好几公里挑泉水喝。
我意识到,他也是想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原始的生活方式更符合他内心的追求。
南方周末:那你是怎么理解奶奶的,你觉得她非要离婚的原因是什么?
杨骊珠:我小时候和他们并不生活在一起,但我都见过他们打架,可见两个人的关系。我姑妈和我说,他们养出来的四个孩子,没有想留在家里的。
离婚后,他们顶多只能吵起来,打不起来,但凡情绪要到矛盾尖上时,一句话就能让他们停止:已经离婚了。听完各自就不欢而散。但他们也还是会互相关心。我奶奶在片子里总是念叨以前别人给她介绍的一个对象,很可能并不是那个人多好,而是他们两个人的婚姻让人觉得,如果不是和对方一起,都会过得更好。
但为什么拖到80岁,我也试图分析过,年轻的时候因为特殊的年代,怕在单位产生负面影响,孩子又都小等等原因。等到退休后,她又离开了和爷爷的家,轮流到四个孩子的家中照顾孙子们,在每个子女家里都住了几年,等到她回到自己和丈夫的那个家,都已经70多岁了。这时候,她才需要去正视她和爷爷的关系,发现已经没有办法一起生活。我奶奶这种女性,在她们这代人中蛮有代表性的。
南方周末:其他家人怎么看待你的拍摄,他们会不会反对?
杨骊珠:当时剪完第一版马上就是春节,我回到老家,召集全家十几个人一起来看片子,看完之后全家都沉默了。我当时非常害怕,觉得完了,要是他们不同意怎么办。后来我爸爸打破了沉寂,说丢了一次人不够,还要丢第二次。我很理解家人,他们介意的点和观众完全不一样,家人可能会担心别人说他们不孝顺之类的。还有,他们看完后最大的反馈是我把奶奶塑造成了一个这么老还要去“找情人”的形象,就觉得特别不满意,觉得这个片子对奶奶为家里做过的贡献展现得不够。后来我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讨论了两三个小时。他们分为了好几派,也没有一个定论。家里人关系都很好,还是抱着一种爱和成全来支持片子。
南方周末:这个片子有没有改变你和家人的关系?
杨骊珠:以前我跟我爸关系不太好,我爸的控制欲非常强。后来了解了爷爷奶奶的故事,了解到姑妈、爸爸从小生长的这种支离破碎的家庭环境,没有爱、没有温情,天天打闹争吵,觉得在这样一种家庭氛围下长大的孩子是非常缺爱的。我有时候还挺同情我爸,觉得他生长在这样的家庭,能长成现在这个样子已经很不错了。后来我每次想跟他吵架的时候,只要一想到这,就吵不起来了。
这也是拍纪录片的魅力吧,可以通过拍片子跟亲人产生深入的连接。我跟爸爸那边的亲戚不生活在一个城市,也是过年过节才去问候,非常陌生。因为拍片子,我跟他们产生了非常深的连接,就像刚刚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姑妈给我打电话,我们现在的关系有时候处得比跟我爸妈还好,我有什么都会跟她分享,他们手机坏了,我也会给他们买,就到这种程度。
《爷爷奶奶那些事》剧照。(受访者供图)
“那个时代的人和故事值得被看见”
南方周末:你最初只是拍一个毕业短片,后来怎么想拍成长片?
杨骊珠:毕业短片拍完后,参加了一些电影节、学生影展,得了一些奖,其中一个叫“‘家·春秋’口述历史影像记录计划”的,有一天突然通知我,说把片子报到“新鲜提案真实影像大会”去了,需要一个片花。我想,既然报过去了,就去剪一个片花。在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我第一次参加了提案大会,后来反响还挺不错的,又连着参加了好几个提案会。其实这是很大一个契机,莫名其妙被推到一个提案大会,把短片发展成长片,做了之后受到了很多鼓励,又遇到了制片人,一步步被推到现在。
南方周末:我们知道纪录片上映在当下的环境中会面临很多实际的困难,经济回报也有限,为什么你们想帮助把片子推得这么远?
郑泉:2018年,我在一家纪录片公司工作,带着片子去广州国际纪录片节展映,忙完公司的事情后,有机会我就会去听创投会。当时隔壁会议室刚好有,我就过去了,第一次听到这个片子的完整提案,大概有两三分钟的片花,我立刻被老太太这个人物吸引了。我成长在一个讲湖南话的家庭环境里,对这种语言和文化特别有认同感,她的奶奶和我奶奶是同龄人,她们的性格某些程度上非常像,很泼辣,出口成章,人也特别好玩,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在那个节点,我在思考职业上的转变,很希望自己有一个独立制片的作品,她那个作品在创投会上反响热烈。当天晚上,我就约了她,跟她讲这个片子还可以怎么做、制片人是做什么的。到了2020年,我就说这个片子不能再拖下去了,当时承诺了要将它做出来,而且奶奶年纪大了,也希望能让她看到,我就决定自己出钱帮她把后面的事情做完。
对我来说,这个片子有几个重要的生命节点,推动我咬牙坚持。第一是片子的完片,我们知道很多纪录片会经历很长的拍摄周期;第二就是我们拿到了有关部门的拍摄许可;第三是拿到了上海市文化基金会的支持,没有这笔钱的话,可能我们在那个时候就“断气”了。有了这个结果后,我可以再往前推一推,比如去参加电影节,后来也去了塔林黑夜国际电影节、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特别是后者,效果很好,在影评人和媒体圈中小范围传播开了。
南方周末:从制片人和导演的角度,为什么觉得这部片子有上院线的潜力?
郑泉:准确来说,我给它定位更多的是院线,而不是电影节。我知道电影节,尤其是西方电影节,他们想看到什么,这个片子没办法给到他们想要看到的东西。但在那个时候,类似《四个春天》这样的家庭纪录片获得了很不错的市场反馈。广州国际纪录片节创投会现场的反馈也让我觉得这部电影有潜力。
杨骊珠:这个片子能面向观众,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情感浓度,它有真实的情感,还有一方面是我家人的支持,这是这部电影的道德前提。在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我也把家人们都请到了三亚去看片子。另外,很多观众都告诉我,这部电影确实让他们想到了自己的爷爷奶奶,我越来越相信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和事值得被看见,被讨论,我们的记忆不应该被湮没。
《爷爷奶奶那些事》剧照。(受访者供图)
“纪录片可能会变得稀缺”
南方周末:这些年拍摄自己或家人的影片越来越多,比如刚才提到的《四个春天》。此后在不同的纪录片活动上,我们都看过类似的片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郑泉:现在年轻的创作者更多的是向内关注自己。我也在大学里面教书,也是一届届学生这样带过来的。每年我都会让他们做一些模拟的项目创投来作为训练,学生交上来的作品,向外关注的题材是比较少的。我觉得年轻人比较聚焦在自己和自己的家庭上,可能跟前几代电影前辈那种关注情况不太一样。
南方周末:这个片子的经费来自哪里?在这个过程中,会不会觉得纪录片筹措经费很困难?
郑泉:一部分是自己出,一部分是得到的资助,还有一部分是投资方。开始的时候确实很困难,但我们已经很幸运了,我们还有来自各方的资金。我知道对绝大多数纪录片来说,这是奢望,尤其是现在的纪录片越来越精良,机位更多,素材量更大,需要的资金可能就会越来越多。
南方周末:在目前的电影市场行情下, 为什么选择让这部片子上院线?
郑泉:我和导演也探讨过很多次这个话题。每当我们想推公映,不那么顺利的时候,导演也会跟我说,上不上电影院无所谓,可能我在这方面还是小小坚持了一下。这部片子是按照院线标准来制作的,观众也表现出对我们的喜爱,我坚信我们可以找到自己的观众。
当然,市场档期的选择,并不完全能由我们自主决定。2024年,我们的电影就在电影节面向观众了,但两年时间,市场并没有好转,对这样的一个片子来说,与其去等待一个好的市场环境,不如在我们最有精力或者最有资源的时候,把这个事情给做了,前提是我们能够控制好一定的风险,控制各方面的成本。
《爷爷奶奶那些事》剧照。(受访者供图)
南方周末:在当下AI技术发展迅猛、影视行业也面临某种变革的情况下,吸引你们继续做纪录片的魅力是什么?
杨骊珠:纪录片虽然可能没办法满足我物质方面的很多期待,但在拍纪录片的过程中,我收获了一部分隐形的财富,它不是来源于物质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就像刚才提到的跟家人的这种联系,因为拍摄我才有这种获得。纪录片像一座桥梁,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跟泉姐的关系也是。纪录片给我带来了非常多的体验,这种体验是我做别的行业体会不到的。除了做纪录片,我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郑泉:分两方面来讲。第一是从制作端来讲,可能跟剧情片、动画片相比,纪录片是比较容易开始做的一件事,所以它很容易吸纳一些新鲜的血液。有一些年轻的导演,他们都是从拍纪录片开始的,包括一些名家大导,他们年轻时都是拍纪录片的。
第二是结合AI这方面来讲,今年非常明显的就是学生们毕业之后的志向,基本上80%到90%都是AI相关的领域,这种情况我在去年没有见到。周一,我的学生刚考完试,大家百分之八九十用的是AI制作的PPT,剧情片里的内容都是脱胎于他们之前做过的AI短片,只有两个同学,是手搓的动画片和纪录片。
我觉得这个行业继续发展的原始动力就是创新。当AI成为一个工具,结合人的思想、创作,能够进行创新,但越到后面,发展成全都是AI之后,可能会审美疲劳,这时候纪录片可能会变得稀缺。纪录片或者纪录电影,本身就有特定的传播渠道、特定的关注人群,我们不能期待它像大众娱乐一样,所有人都喜欢,但是我们能够保证的是,它能精准地找到自己的观众和用户,这是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