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西坡原创 ,作者:西坡
《29岁女子在盒马下单400余次均申请“仅退款”,三年来一分钱没花,称感到“刺激”》,这是我读到的新闻标题。
新闻内容是改编的某地警方今天对一起“诈骗案”的通报,通报原题目为《XX公安破获一起利用盒马商家售后规则实施的诈骗案》。
我现在读新闻很少,这则新闻吸引我点开,可能得力于那家媒体精心挑选出的几个关键词:29岁,400余次,“刺激”。
首先使我感到“刺激”的是,为什么一个并不新鲜的“仅退款”漏洞,可以被一个普通女子轻松击破400余次。我推断这是一个普通女子,是因为这么长的标题都没有讲她有特殊身份。新闻内容也证实了我的推断,据介绍,这是一名长期在家备考研究生的女子,“年复一年,成绩总差那么一口气,人也越来越郁闷”。29岁,一般来说大学毕业已经好几年了,还在家里备考研究生,经济压力和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她的命运转折点发生在2023年的一天,下单买了一批零食,收获后点开售后界面,发现只要选择一个特定理由,就能申请“仅退款”。她试了一下,成功了,重点是她的内心反馈,不仅省了钱,还获得了某种奇异的心理疗效。“据该女子供述:这让她感到’刺激’,能够舒缓压力。”
原来是这样一种“刺激”。我的猎奇心顿时消失,一些不正确但无法抑制的联想,自己展开了。
我继续读新闻,竟然想到一种很容易被鞭笞的受害者有罪论,我嘴里那句不太愿意说出来的话是:“盒马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因为我发现,该女子并没有我意料中的高科技作案手段,至少新闻里没有写。一个人在3年时间里,利用同一个漏洞,从同一个商家那里薅了400多单,如果没使用非常规手段,我们是得疑惑一下商家是怎么做防范的。
新闻是这样描述这场猫鼠游戏的:
“商家并不是没有察觉。为规避监管,她频繁更换收货地址和手机号,把订单拆散在不同收获信息下;发现因多次违规无法在App下单后,她转头又去其他电商平台的盒马店铺,用同样的方式继续下单、继续退款。”
就这?看来她只是比较有毅力和精力,把稍微动下脑子就能想到的漏洞都尝试了一下,于是就在一家大公司的防线上一口气掏了400多个窟窿。
不过我的注意力很快又回到了这名女子主动招供的“刺激”心态上。新闻里还介绍了她每次“作案”前的心理状态,以及这种心理回路如何渐渐凝固为畸形的生活习惯:“第一次成功后,她像发现了’新大陆’。每当心情烦躁时就下单,到货就退款,’仅退款’慢慢成了固定动作。”
我联想到这几年愈来愈壮大的备考大军,他们都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又会怎么看这则新闻。我做这样的联想,没有污名化备考大军的意思,而是觉得处境不同,人对同一事件的感知与判断也会有很大不同。
警方认为,该女子的行为涉嫌诈骗,涉案金额已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对此我没有异议。单纯从朴素的道德出发,我们也知道没花钱就拿到东西,是一种偷窃,这样的人是不诚实的,而且占便宜成瘾之后,当事人身上似乎出现了一种不劳而获的强迫症,显然已经到了需要外力来矫治的地步。
但在法律程序之外,如果说这件事还有一点社会意义值得展开和思索的话,我想把我不正确的联想进行下去。
我没办法不对她“作案”前的“心情烦躁”以及通过“薅”来“舒缓压力”的心理感到好奇,并按照我自己对社会与人性的理解,补全链条上未被呈现的环节。
似乎可以认为,她周期性发作的“心情烦躁”,根本上是由逃避生活压力造成的。她可能也意识到了,即便考上研究生,将来也不一定能找到工作。何况连这一步缓冲棋都走不下去。人在这种境地里,不仅会面临直接的生存压力,而且会产生意义危机,哪怕无法形成明确的表达,也会忍不住思索这一连串的问题:我和社会到底是什么关系?我是被需要的吗?我有价值吗?
问题多了,出路长期缺失,心态就会失衡。于是,从偶然到习惯,“薅羊毛”成了平衡内部自我与外部世界关系的“邪门秘径”。“我”还能“薅”到生活资料,首先说明“我”有本事,虽然是上不了台面的本事,然后内心会感到安慰,“我”还没有被世界彻底排挤在外,还有后门可以钻。
我们当然可以责怪她逃避现实、游手好闲,“只要肯吃苦,怎么可能找不到工作?”但一个人对工作的期待,很大程度上也是被引导、熏染出来的。所以我前面说,我们需要尽量进入备考者的内部视角。这是一个被悬置的群体,我们没有资格说他们的困境都是自己造成的。
我可以联想到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吗?“他做他能做的事。他的姐也做工,但是拖着七个孩子怎么办呢?那是一群苦恼的人,穷苦把他们逐渐围困起来。有一年冬季,冉阿让找不到工作。家里没有面包。绝对没有一点面包,却有七个孩子。”
“他是在一七九六年关进去的,为了打破一块玻璃,拿了一个面包。”
“社会必须正视这些事,因为这些事是它自己制造出来的。”这是作者雨果的话。
我们的这位29岁女子当然不是冉阿让,最明显的证据是,她没有面临温饱难题,从新闻推测,靠家里的支持,她应该还是能活下去的,只是不能再独力保持心态的平衡。
所以这个新版的“偷面包之问”增加了一层抽象的含义,她“薅”(或者我们直接说“偷”)的不仅是商品,还有意义。
一个年轻人,滑落到了需要靠“偷来的意义”来撑持自己的地步,而这种畸形的生活已经维持了三年之久。这是值得我们在谴责和声讨之前,先思索和沉默一番的。
在那本我们都知晓其名但不一定认真读过的名著里,冉阿让问了自己这样一个问题:“人类社会是否有权使它的成员在某种情况下接受它那种无理的不关心态度,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又同样接受它那种无情的不放心态度,并使一个穷苦的人永远陷入一种不是缺乏(工作的缺乏)就是过量(刑罚的过量)的苦海中呢?”
真是一个伟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