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的故事,要从一面白旗讲起。


大业十三年(617年),炀帝困守江都,李密围逼东都,天下已不再是杨氏的一统江山。北方群雄并起,他们身后几乎都站着同一个主人——东突厥。始毕可汗控弦百余万,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刘武周受封“定杨可汗”,梁师都受封“解事天子”,郭子和受封“平杨可汗”“屋利设”,张长逊被称为“割利特勒”,连名号都是突厥给的。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说,“故突厥在当时实为东亚之霸主,史谓‘戎狄之盛,近代未有’,诚非虚语”。


突厥的霸主地位,是2年前的雁门之围打出来的。大业十一年(615年),炀帝北巡,被始毕可汗数十万骑围于雁门郡,四十一城陷其三十九,箭矢落至御前,皇帝抱着幼子泣不成声,靠义成公主谎报北边有急才侥幸脱身。天下由此看清,隋廷的中央禁军已经压不住草原。时年16岁的李世民也在勤王军中,献疑兵之计,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他父亲李渊出任太原留守后,李氏的处境更为凶险:北面是突厥铁骑,南面是李密的百万瓦岗军,四周全是受突厥册封的邻居,身边还有炀帝安插的副留守王威、高君雅暗中监视。李渊没有例外的本钱,只能选择当时所有枭雄都在走的那条路。


唐人赵蕤《长短经》记:“秋七月,唐公将西图长安,仗白旗,誓众于太原之野。”《资治通鉴》记得更细:“改易旗帜,杂用绛白,以示突厥。”李渊自己还补了一句:“此可谓掩耳盗钟,然逼于时事,不得不尔。”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11月13日专题《大唐的十二个瞬间》B02版。
她葬礼上的挽歌,成了唐帝国走向衰亡的前奏
帝国的挽歌:晚唐的三个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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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刘三解



太原的白旗


颜色是读懂这面旗的钥匙。隋朝尚赤,突厥尚白。白旗,是给突厥看的,标示臣服;绛白相杂,是给天下人看的。李渊同时宣布尊炀帝为太上皇,立留守长安的代王杨侑为帝,旗号上还要留一分隋室的赤色。至于旗后的密约,《资治通鉴》写得很直白:“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


后世论史,常在此处替李唐难堪,争高祖究竟有没有称臣、称臣的是李渊还是李世民。陈寅恪主称臣说,李树桐则认为并无此事。但若回到当事人的处境,名分之争反而是次要的。孟献志在考察这段历史时指出,李渊起兵的旗号与旗帜,本就是一套“扶持隋室、废掉炀帝”的完整策略:初期对突厥谨慎小心,以输出财物维持关系,既避免成为草原的敌人,又借其声势自固。白旗是“实”,没有突厥的首肯,三万人不敢南下;绛白是“名”,尊隋的招牌让他在群雄中保有最大的转圜余地,不至于过早背上乱臣贼子的名分。


这正是李渊的过人之处。他不追求名实相符,而是让名与实各管一摊,实利分给突厥,名分留给自己。可以说,李唐的第一面旗帜,就写满了“名实分离”四个字。此后一百多年,这个帝国处理一切麻烦,几乎都用同一套手法。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套与突厥周旋的复杂运作里,发挥重要作用,甚至与突厥贵族建立私人交情的是年轻的李世民。他是唐突之间那条不可替代的通道。这个身份,将在九年后的另一个夏天,把他逼到生死边缘。


陕西礼泉县新城公主墓壁画中的仕女,新城公主是唐太宗李世民与长孙皇后的最小女儿,唐高宗李治的妹妹。她的第一任丈夫长孙诠,是长孙皇后的族弟。但却在高宗朝时,因牵涉韩瑗谋逆案遭到流放,在流放地被县令希旨杖杀。公主在丈夫死后被亲兄长唐高宗改嫁韦正矩,但琴瑟不和,不久病故,年仅三十岁。



玄武门之变的时机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626年7月2日),玄武门伏兵骤起,秦王李世民杀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旋即逼父受禅。通俗叙事里,这是一个功高震主、兄弟相残、被逼自保的故事,焦点全在宫闱恩怨。但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偏偏是这一天?为什么不能更早或更晚?


答案不在长安,而在北疆。


突厥郁射设率数万骑入塞,围困乌城。这本来是武德年间反复上演的边患,特殊之处在于朝廷的应对。高祖没有让最擅长指挥作战、多年来一直是唐突联络关键人物的秦王领兵,反而采纳太子建成的举荐,命齐王元吉督大军北救乌城。更要命的是,元吉顺势请调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等秦王府的全部核心将领随行,还要简选秦王帐下精锐,一并带走。


这是一道借刀拆骨的命令。外敌当前,秦王无法拒绝;可一旦府中精锐被抽走,他便成了拔了牙的老虎。


要理解这一手的厉害之处,得先看清武德年间的权力结构。雷艳红教授曾在论文中提及:李世民既是唐朝与突厥接触联络的关键人物,又是对付突厥的军事统帅,他长期利用自己与突厥贵族的交情,以及突厥一次次入侵所造成的军事需求,保持着对军队的影响和控制。换句话说,突厥边患是秦王政治生命的氧气,只要朝廷还离不开他应对突厥,他就有兵、有功、有不可替代性。


而武德后期,高祖对突厥的政策正在转变,从积极的军事应对转向保守防御,对秦王也从倚重转向防范。建成、元吉集团主导了新的路线。乌城之役,正是这条新路线的总爆发,朝廷要在对突战争中绕开秦王,顺手肢解他的兵权。


在此背景下,李世民下定决心。六月初四清晨,他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伏于玄武门。建成、元吉行至玄武门觉变,拨马欲回,秦王先呼,元吉张弓再三不彀,世民一箭射杀建成,尉迟敬德追射元吉坠马。随后敬德擐甲持矛,直入高祖泛舟的海池,名为宿卫,实则逼宫。高祖见状,知道大势已去,只能下手诏,命诸军并受秦王处分,两个月后正式禅位。值得一提的是,太宗后来坚持要看国史、实录,甚至口述当日情景,故此,史臣对这段清晨的记载多有涂抹,后世所见叙事,本身就经过了胜利者的修剪。


所以,玄武门之变从来不只是一桩宫廷政变,它是突厥问题这枚硬币的内政面。秦王与突厥的特殊关系,既成就了他,也险些埋葬他;当父亲和兄长要切断这条关系时,他只能用最极端的方式,连带父亲的权力一起推翻。


这个早晨还留下了另一个深远的遗产,它向整个王朝演示了政变可以如何高效地完成。此后神龙革命、唐隆政变、先天政变,一次又一次的“玄武门”,都是武德九年这个模板的回声。李唐的权力交接,从此始终带着伏兵的阴影。


而新君即位才20天,外敌的阴影就化为现实,颉利可汗兵临渭水,直抵便桥。李世民隔涧责以负约,最终还是重演了太原的故技,倾府库金帛,换突厥退兵,是为“渭水之盟”。白旗没有了,名实之术还在。只是这一次,屈辱落在了天可汗本人头上。


唐太宗像。



天可汗:一个循环的闭合


便桥之盟是贞观朝的起点,也是李唐对突厥关系的最低点。皇帝亲自出面,以金帛买和平,朝堂上下都记得这口气。


仅仅3年多,局势整个颠倒。


这3年并未虚度。太宗一边整顿府兵、积蓄马力,一边延续长孙晟的故智,离间颉利与突利,招抚薛延陀、回纥等部。草原又连遭大雪,六畜多死,部众饥馁,颉利非但不恤,反而敛兵苛责,属部离心。唐廷等的正是这个天怒人怨的窗口。


贞观四年(630年)正月,李靖率3000骁骑孤军深入,夜破可汗牙帐。颉利判断失误,以为唐军风雪之下绝不敢提孤军至此,仓皇北遁。二月,李靖又趁唐俭北上谈判、颉利松懈不备之机,进兵阴山,一战大破之,斩首万余,俘男女数十万。三月,颉利可汗在逃亡途中被擒,曾经的东亚霸主就此覆灭。捷报传到长安,太宗在顺天楼受俘痛斥颉利,太上皇李渊闻讯,召皇帝、贵臣、诸王、妃主宴于凌烟阁,酒酣之际,李渊亲自弹琵琶,李世民起身起舞——那是一个被压抑了整整一代人的家族,终于舒展的时刻。


紧接着是更具象征意义的一幕。四夷君长诣阙,请上“天可汗”尊号。太宗说:“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与四夷皆呼万岁。此后玺书赐西域、北荒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


至此,一个完整的逻辑循环闭合了。


从大业十三年(617)太原白旗称臣,到武德九年(626)渭水倾府求和,再到贞观四年(630)上天可汗尊号,前后不过13年。同一个对手,关系被彻底颠倒:先是李唐向突厥称臣,继而双方以金帛言和,最后突厥可汗成了长安的阶下囚,而大唐皇帝同时戴上了草原的可汗冠冕。值得注意的是,“天可汗”绝非一个简单的怀柔尊号,它是君主华夷的共主象征:在定居世界,唐太宗是汉天子,行州县律令;在游牧世界,他是共主可汗,这才是“华夷一家”的制度含义,也是唐人自信的真正来源。


长安城里胡商、胡乐、胡服、胡旋舞盛行,蕃将大批进入禁军与边军,靠的不是浪漫的包容,而是君主华夷的身份自信。


问题也正藏在这里。蕃将对帝国的忠诚,主要不系于制度,而系于皇帝个人的恩养。谁提拔他、信任他、给他富贵,他就忠于谁。天可汗本人雄才大略,驾驭得住,则海内一家;可若继承者倦于政事、沉溺于权力幻觉,恩养就会异化成私人武装。


天可汗体系的尽头,站着一个同样被层层恩养起来的胡人。他叫安禄山。第一个循环闭合之日,第二个循环已经悄然开始。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刘三解;编辑:李阳 李永博;校对:杨许丽。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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