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开局第一强国魏国，后来是怎么掉队的？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

在波谲云诡的战国风云之中，东方六国在后人的记载中经常成为大秦帝国崛起的背景板。然而有这样一个国家，曾经拥土千里，带甲三十六万，从十二诸侯朝天子，向西谋划征服秦国。令“秦王恐之，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迫使后来一统六国的秦国人也不得不尽起守战之具，举全国之兵抵抗。这便是战国开局的实力派选手——魏国，它曾经强大到让秦国震颤，却突然中落衰微，成为秦国的待宰羔羊，其间究竟经历了什么？

魏国地处中原四战之地，地缘环境险恶，其核心领土即曾经晋国的核心领域晋西南之地，其核心为临汾与运城一带的汾河谷地，北依吕梁山，南临中条山与黄河，东南毗邻王屋山，向西则与秦国隔河而望，黄河中游的大拐角将魏国紧紧包裹，让其形成了相对封闭的地理区隔，其向东越过太行山在黄河南北则有几块零星的飞地，也处在韩、赵等国的包夹之下，如此破碎且闭塞的地图可谓天崩开局，所以魏国执政者能做到自保便是不易，向外扩张则有重重险阻。

魏国崛起的起点，是魏文侯打破出身界限、广纳天下贤才的魄力。李悝、吴起、乐羊、西门豹等一批出身平民的杰出人物（孔子门生子夏的门徒，号称“西河学派”），共同铸就了魏国的霸业基石。那时的魏国，是名副其实的“人才高地”，在战国诸雄之中率先开启了高速发展时代。

魏文侯人物剧照。来源 / 《东周列国・战国篇》

在内政治理与综合国力蒸蒸日上的同时，魏国也结合自身地缘战略格局选择了颇为理性的发展路径。首先，魏国重视“三晋”这一战略同盟的重建，韩赵魏三国虽然已经分家，但是其基于天下之中的基本盘和犬牙交错的疆域状态短期内无法改变，因此与其选择三晋内耗搏杀，不如平衡三国关系塑造稳定的后方，进而向外寻求扩张。于是，魏文侯通过与韩赵两国的外交活动促成三国的休兵，魏国得以专注向西，将目光投向了秦国。

在军事层面，魏国建立了为后人称道的“武卒制”。据《荀子·议兵篇》记载：

“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

这一兼具重甲防御、远程攻击与高耐力的综合军事素质培养方式以及高回报的奖励机制，让魏国的军事作战能力实现跨越式发展，而战国初期第一名将吴起则为魏国的军事崛起插上了羽翼。

公元前409年，魏文侯任命吴起为主将，领兵自晋西南一带向西渡过黄河，直指秦国河西之地（即今山西、陕西之间黄河段以西地区），秦国河西地区的临晋、元里、洛阴、郃阳（今陕西省渭南市北洛河以东）等地并筑城，甚至一度远征至关中腹地郑县（今渭南市华州区），而秦国也只能退守至洛水，沿河修建重堑加以防守，魏国借机顺利将洛水以东之地划为西河郡，在秦国核心区域关中平原之侧插入了一把利刃。不仅如此，魏国还控制了处在关中门户的阴晋城（今天陕西省华阴县），其处在函谷关与潼关之东，更相当于将一根芒刺深埋入秦国关中腹地，彻底封死了秦国东出中原的道路。在公元前389年的秦魏阴晋之战中，吴起率领魏武卒硬抗秦军的拼死反扑，最终取得大胜，使秦国一度退守洛水、东出受阻。

战国时期秦铜扁茎剑。来源/鄂州博物馆

在东方，吴起又率领魏武卒联合韩赵在龙泽之战中大败齐军，随后攻入齐长城，齐廷震恐，稳定了黄河一带的领土。在黄河以北，魏国又借机命乐羊借道赵国进攻中山（今河北定州一带），顺道将部分处在赵魏韩三国间隙地带的区域收为己有，打通了魏国从晋西南向东翻越太行山的通路，从而让魏国东西两大区域正式获得交通联结，更在赵国腹地设立了自己的战略据点，一石三鸟。

公元前396年魏武侯即位后，魏国已经在河西对秦国实现压倒性胜利。魏武侯又通过浊泽之盟替田氏向周王室求取了诸侯之位，从而与齐国建立了融洽的联盟关系，保障了自己在黄河南北两岸领地的战略侧翼安全。在完成了一系列战略运筹之后，魏武侯便启动了南向的发展战略，他继续坚持与韩赵两国的基本联盟关系，以“三晋”同盟之名向南征伐楚国，向南继续拓展生存空间。

禹王台（青台，魏都安邑禹王城遗址内夯土台）。来源/运城文旅官方宣传账号

前391年（武侯五年），魏武侯组成三晋联军大败楚军于大梁（今河南开封）、榆关（今河南中牟西南），顺利攻占楚国位于黄河南岸的军事重镇大梁，更轻取襄陵（今河南睢县），而这些地盘也顺理成章地纳入了魏国的版图之内，大大充实了魏国在黄河南岸的领地。这一战略的高明之处在于，三晋的领地中，赵国主体远在河北，而韩国国力偏弱且有郑国阻挡，因而对楚国作战的实际领土利益只能为魏国所享受。至此，魏国向西隔洛水与阴晋深入关中平原，东北越太行而占有中山国，向南跨黄河而占有大梁，领土与国力都达到巅峰状态。

所谓成于斯败于斯，魏武侯塑造了魏国的巅峰，也亲手埋下了魏国衰败的隐患。从魏武侯开始，已经进入极盛状态的魏国开始逐渐转变了自身“唯才是举”转向了看重出身的“精英路线”。大量的人才涌入让魏国君主开始丧失了最初谦逊下士的朴素心态，魏武侯开始强调忠君与贵族出身，挤压了更具实用色彩的鬼谷学派人才的空间，一大批人才开始从魏国的“人才培养皿”中批量向外输送。

从魏武侯开始，魏国执政者一改父辈礼贤下士的态度，开始沉溺于法家的权势之中，宠信佞臣，一批深刻改变了战国格局的人物，都从魏国流失。他们让为魏国呕心沥血的战神吴起放弃“使我毕能，秦必可亡”的承诺，草草逃去楚国。孙膑则在魏国被同门庞涓陷害，被以捏造的罪名处以刖刑（砍去双足）与黥刑，仓皇逃亡齐国，成就了未来齐威王的中兴霸业。魏相公叔痤力荐商鞅于魏国而不得用，竟使其逃亡秦国，为秦国之崛起注入决定力量。随后如张仪、范雎等鬼谷子派纵横人才更是直接投奔秦国，弃魏国如敝履。

商鞅人物剧照。来源/《大秦帝国之裂变》

与人才流失同步的，是魏国的战略重心转向追求在中原的霸主地位。魏军在河西的定位在早期本来是吴起设想的“灭秦而王”，但是随着魏国中原进取的顺利进行，魏武侯开始沉醉于逐鹿中原的热望，在西方转向保守。吴起奔楚之后，魏国更是长期将自己的河东老家与西河郡视作了“积极防御”的“厚盾”，而非“长驱直入”的“利刃”。这个战略上的转向，给了秦国喘息和崛起的时间。

同时，魏国还背离了最初“背靠三晋，西征南伐”的基本战略思路，开始与韩赵两个曾经亲如一家的兄弟生了嫌隙。公元前386年赵敬侯初立，公子朔作乱失败而逃奔魏，魏武侯竟然接纳叛乱者且助其攻打赵国邯郸城，从而造成了魏赵关系的彻底破裂，双方大打出手也标志着三晋联盟的正式瓦解，赵国寻求楚国协助攻打魏国南部领土，从而让魏国面临首尾不得兼顾的困局。

吴起人物剧照。来源/《谋圣鬼谷子》

公元前381年，魏国的战略失衡招致了南北两个方向的惨烈后果，因为魏赵两国的对峙牵制了魏国的主力，楚国大军出方山北进攻梁门（魏国东方重镇大梁西北的关塞），驻屯于林中（梁门之北），切断了魏河内地区和河东国都安邑之间的联系，直接饮马于黄河，而赵国则从北方火攻棘蒲（河北魏县），攻克黄城（河南内黄），对魏国形成南北交攻的战略危局。所谓祸不单行，当年中山桓公趁魏国与诸侯混战之机领故国民众复国，并在齐国支持下迁都灵寿（今河北平山），重新成为方圆五百公里的中型王国，也迫使魏国在北方牵制赵国的战略据点彻底丧失。

箭镞（一组），战国。来源/湖北省博物馆

比国家战略失衡导致的外部环境恶化更严重的，是魏国自身权力更迭带来的毁灭性灾难。

魏武侯二十六年（前370）（周烈王六年），魏武侯薨，不立太子，子罃（yīng）与公仲缓争立，国内大乱。魏武侯对继承问题的模式直接激发了魏国的内部分裂。作为长子的魏罃据有魏国东北重要城池邺城和上党（今山西东南部地区），依靠东部领地自立。魏惠王元年（前369），魏国大夫公孙颀先后游说赵成侯和韩懿侯，希望借机除掉魏罃，改立魏缓，赵、韩两国组成联军攻打魏国，魏罃领兵在浊泽（今山西运城）与韩赵两国大战，结果大败亏输，自身也被重重围困，魏国俨然有灭国之危。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魏国迎来了自救的契机，赵国国君认为应当“除魏君，立公中缓，割魏国之地而退兵”。而韩国国君则认为“杀魏君，世人必须称韩赵暴虐，不如将魏国分割为两个国家，便能彻底消除魏国的祸患”，双方争执不下，竟然全部退军，魏国之围遂解。魏罃趁机平定公中缓叛乱，正式自立为王，是为魏惠王。经此一役，魏国国土一度分裂为东西两部，晋西南一带的魏国核心领土河东遭受兵祸蹂躏，魏国东部两河一带领地几乎与西部断联，魏国国力遭受严重削弱。

正在魏国新君初立，百废待兴之时，秦国积攒了数十年的复仇怒火也在此刻找到了爆发点，秦人趁着魏国河东地区刚刚经历战火的契机乘虚而入。魏惠王六年（前364），秦献公发兵渡过黄河，再次领兵攻入魏国河东之地，在石门（今山西运城西南）大败魏军，斩首六万，取得了近半个世纪以来对魏国主动进攻的首胜，一举戳破了魏国中原霸主的假面。两年之后，秦国乘机突袭魏国的少梁（今陕西韩城西南），大败魏军，俘虏了大将公孙痤，攻取了庞城（即繁庞，今陕西韩城东南），从而在魏国河西防线上撕开了一道缺口，正式拉开了反击的序幕。

在秦国咄咄逼人的战略攻势之下，魏国都城安邑（今山西运城夏县）所在的河东之地已经成为四面楚歌的危地，北方南方又被曾经的盟友赵国与韩国包夹，几乎成为死地。于是在秦国大胜魏国的次年（公元前361年），魏惠王正式迁都大梁（河南开封），相当于主动将毗邻秦国的河东之地与西河之地视为弃地，也将魏国的战略中心彻底转移到了东方。

魏惠王将都城迁至大梁后，意图励精图治开拓东方战场，却依旧无法解决与传统盟友赵国的系统性矛盾，双方在卫国的控制权上大打出手，从而引得东方已经日益强盛的齐国窥探。在魏国围攻赵国都城邯郸的关键时刻，齐国大将孙膑施展围魏救赵之计，于魏国回军途中全歼八万魏军。魏惠王二十八年（前342），魏国再次围攻韩赵两国，齐国故伎重施，魏惠王派太子申、庞涓为将领十万大军与齐军对峙，结果全军尽丧于孙之计谋下。庞涓兵败自杀，太子申被俘，魏武卒这支精锐部队遭受了毁灭性打击。经桂陵、马陵两战，精锐尽丧，这支倾注了魏国百年心血的“国之利刃”的覆灭，标志着魏国军事霸权的终结。

战国青铜戈与残铜刀。来源/湖北省博物馆

与魏国中原惨败同步的是秦国的快速跟进，秦乘魏军在桂陵之战败于齐军之机，由庞城东渡黄河，包围并攻陷了魏故都安邑，酿成了故都沦陷的惨祸。魏国十万大军在马陵之战被齐军全歼后，秦乘机于次年进攻河西，大败魏军，诱俘魏主将公子卬。公元前332年，秦惠文王任命公孙衍（犀首）为大良造，全力进击魏上郡重地雕阴（今陕西省甘泉县南），全歼魏军八万人，主将龙贾被俘，李悝与吴起在西河为魏国打造的坚强壁垒与雄兵猛将一朝尽丧。

此后，魏国再也无力组织起对东方各国的战略进攻，彻底从“七雄之一”沦为被齐、秦、楚等大国轮番打击的“弱国”。魏国的衰落，成为春秋战国时期一个“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经典案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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