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3000多万监测“抬头率”，大学课堂有了新KPI？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南京大学日前宣布将启用“智慧教室系统”，这套系统耗资3152万元，升级改造仙林校区113间公共教室，通过人脸检测、智能识别算法，可实时抓取课堂画面，自动统计迟到人数、实时到课率，甚至是上课时学生抬头率。如果学生到课数据不合格呢？那就将直接影响平日分，严重的话甚至可能取消课堂考试资格。

文｜维舟

争议

恐怕让校方也始料未及的是，消息一出，舆论哗然，澎湃新闻的标题就代表着那种质疑的声音：《一流学府，何必强求抬头率》。在这个问题上，平日争论不休的网络舆论难得达成一致，纷纷抨击这违背了“自由包容”的大学精神，不应该这样花钱买最新技术来监控课堂。

设想一下，如果你的一举一动都逃不出摄像头的注视，且不说你是否感到自在，你还有什么隐私可言？这无异于给师生们戴上了一副电子枷锁，既谈不上“智慧”，也不再是教室，而成了“全景式监狱”。

面对舆论反弹，11月4日南大紧急回应，否认到课率挂钩成绩，宣称已不再统计抬头率，系统未经授权也不采集人脸等生物特征信息。但这并未平息争议，不乏有人质问，“不再”的意思，就是承认了之前确实是要统计的咯？至于到课率跟成绩挂不挂钩，上过大学的都知道。

《天才，女友》剧照

有一种声音认为，闹出这么大争议，是学生们误解了“智慧教室”的用意，以为自己连上课抬不抬头的自由都没了，但学生抬头率低，被约谈的其实是老师，所以这个指标原本是用来管理老师、督促改进教学的，那只要说明设计意图并非逼迫学生认真听课，就能消除误会。

这个说法，其实似是而非，因为这次最反感的反倒不是学生，小红书上甚至有不少在读的南大学生诧异：“我觉得体感上几乎没有影响啊，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反应那么强烈？”

很多学生从小到大早已适应了这种密密麻麻的评分考核机制，何况如果说这有争议，澄清动机就够了吗？哪怕统计抬头率是为了督促老师改进教学，那既然这指标如此重要，老师就不会转而向学生施压吗？

其实像这样的课堂监控，很多地方早有了，所以有人不无嘲讽地说：“一流学府现在才搞，三四流高校早就上马了。”用AI管理、改进教学，支持课堂“四率”（到课率、抬头率、前排满座率、互动率），类似做法在国内高校中比比皆是，近几年来逐渐蔓延，采用的学校越来越多，且越是层次低的学校越重视课堂纪律，所以才流传这样的说法：“一流学校抓学术，二流学校抓技术，三流学校抓纪律。”

《善意的竞争》剧照

正因这种现象很普遍，所以这次很多人对南京大学的批评，其实还不在“统计抬头率”本身，而是震惊于：“别的学校也就罢了，怎么南京大学也这样了？”这就是为什么有南大校友痛心表示“母校堕落了”，还有人感叹当年一直遗憾高考没能上南大，“现在看到那份通告，终于释怀了”。

这些话的背后都隐藏着同样的意味：衡水中学也罢了，但一流学府作为捍卫“学术自由”的最后象牙塔，理应坚持更高的标准，这不是“提升教学质量”能解释的。然而，问题也在这里：为什么大学教育里的课堂考核越来越精细？

为什么要考核“抬头率”？

起初，实行这种做法的是在那些军事化管理的中小学里。“抬头率”这一指标最初就是从中小学课堂管理中发展出来的，因为低龄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还在培养中，老师就习惯按“抬头”来直观判断学生有没有认真听课。

这种违纪考核，后来发展得越来越细。2021年，河南鹤壁高中一份通告详细列出学生一周内95条违纪情况，从“坐姿不端”“上课睡觉”，到“认真抠手”“抹护手霜”“腿上盖棉袄”等。这一“史上最严违纪通报”引发争议后，校长冯喜亮辩称：“这件事本意是好的，只是（希望）让高三学生上课更加专注，让他们的上课效率更高。”很多学校即便没有AI“智慧教室”，但对学生行为的严密监管同样存在，我儿子在上海的一所中学，有一次我就看到同学记录到他的违纪情况：“在上课时笑。”

《这么多年》剧照

国内高校教学管理中真正普遍引入“抬头率”之类考核指标，也就是近两年的事。这不只是“大学高中化”的征兆，也是因为在教学中出现的一些全新困境。

前一阵我还听一位高校老师感叹：“如今的学生，我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们倒是很少会逃课，但其实坐在台下，并不怎么听讲。他们好像只是来履行这道流程，无论我讲什么，底下都毫无反应，且不说热烈讨论，连问问题都没有，我就像对着空气在说，你明白那种感觉吗？有时让人非常挫败。”

应该说，这种现象也不是现在才有，中国学生在课堂上一贯不活跃，但这个问题之所以近年来越发棘手，一大关键，恰是网络的普及和智能设备的发展。

新一代大学生不但是“网络原住民”，还是“智能手机原住民”，从小就在其中泡大的，信息的检索能力远超前辈。对他们来说，课堂只是汲取知识的一个渠道，但绝对不是唯一的途径，有一种观点甚至要学真知识就不能指望课堂，上网搜TED来自学都更好。

《少年派》剧照

可想而知，这样的学生很难“认真听课”，因为老师课堂上讲的，他们或是早知道了，或是嫌老师讲得太慢，还“水时间”，觉得还不如倍速看录播更高效。长久习惯了这样，你会逐渐变得对正常速度失去耐心，所以才有人说，现在的年轻人连在电影院里完整看完一部2小时的电影都坐不住，最好屏幕上能出现一个进度条2倍速推进。

在这种情况下，课堂教学不但要和无数渠道争夺学生的注意力，而且很难有胜算，因为现在的学生不仅眼观六路，甚至内心深处就认定上课只是为了考试过关拿文凭的一道“流程”。其结果，教学仿佛只是师生配合的一出戏：老师讲老师的，学生就假装在那听。

从这一意义上说，考核到课率、抬头率，也算是学校迫不得已的一种强制手段：只有通过这样的外部约束，才能迫使学生不得不来“认真听讲”，然而如果课程本身无法吸引学生，那这种考核手段又会导向进一步的恶性循环，因为被迫出席的学生内心越发认定上课只是一个形式。

想来是正因此，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袁长庚曾说，当下高校日趋普遍的管理精细化，其实反映出“很多大学对现在的学生该怎么管，已经没招了，基本上只能通过强制性，或者可量化的方式去运作”。但有没有一种可能：这种量化管理带来的问题比它解决的还多？

《陷入我们的热恋》剧照

教育不能靠量化评估

用到课率、抬头率这种琐碎的量化指标来管理大学生，这乍看起来是令人生厌的控制欲，但反过来看也确实是无能的表现——学校不知道怎么应对信息时代的冲击，也不知道怎么把学生拉回课堂，其结果是有意无意中建立了这样一个等式：教育=管理=绩效=量化评估。

这是一个普遍的困境，但公众未必有深入了解。南大这次只是撞到了枪口上，因为人们的怒火真正的目标既不是南大，也不是具体的某个“智慧教室”或某一项指标，而是忧虑一种精神的丧失：连国内最好的院校都忘记了“教育”的本来目的，不去想着如何给人一个自由探索的环境，只知道用官僚化的技术手段把人管得死死的，这会培养出怎样的一代人？

不管怎么解释，这样一套系统都不是“以人为本”的，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以管理者为本位的：识别到课率、抬头率，都是为了通过量化指标来评估课堂教学质量。这就好比一个园丁通过温度、湿度、光照等指标管理、控制温室大棚里的植物生长情况，本质上是一种工业化生产模式，但这就抹杀了个体的差异，压抑了主观能动性，最终还可能鼓励了形式主义。

《大考》剧照

传统的中国教育之所以一贯强调“因材施教”，就是因为看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好的老师必须考虑到这些具体情形，给予最恰当的引导；然而，现在盛行的“智慧督导系统”却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强调的是标准化，因为对管理者来说，非标准化的教学就很难评价其好坏，机器检测的数据看起来才最客观也最“科学”，避免了人的主观性。此外，它还有一大好处，就是便于管理者免责：毕竟到课率、抬头率都达标了，谁也不能说哪里做得不够好。

这似乎倒也有道理，但问题在于，这样的考核结果，只对管理者有意义，对老师和学生不但没意义，甚至适得其反，因为原先那种师生之间微妙的互动，在这个评估体系中完全体现不出来，这就会打击师生的积极性，还会掩盖真正的问题：一个看起来到课率、抬头率都很高的班级，似乎标标准准，但完全有可能学生只是坐在那里，心思却不知道在哪，什么都没学到。其结果，本来想着改进教学质量的“智慧系统”，到头来只是让人们面对监控“扎扎实实搞形式，认认真真走过场”，成了纯粹的形式主义。

教育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而好的老师尤其善于激发学生的兴趣，主动学习——这一点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因为再好的教材、教具，如果学生本人就是不想学，那你真的没办法灌进他们的脑袋里。真要让学生对课堂感兴趣，恰恰需要强化面对面的互动交流，那才是线上教学无法比拟的。换句话说，AI时代的教育还需要重新定位，老师至少要想清楚课堂教学相比起学生自己上网看TED，独特优势在哪里。

《我们之间没有的》剧照

南大这次在声明中也强调，智慧教室系统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赋能教学，不是“算法凝视”，也就是说，技术最终还得落到“以人为本”，更好地发挥人的潜力，而不是用技术“把人管起来”。实际上，真想提升“抬头率”，再好的监控技术都比不上一个讲课生动、善于和学生互动的好老师，与其用扣分惩罚来逼孩子不得不抬头，不如想想怎样才能让他们自己愿意从手机屏幕上抬起头来倾听——那时候，他们才真的能听得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