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征,这部永不褪色的伟大史诗,不仅记录在浴血奋战的漫漫征途上,也镌刻在山崖石壁的字句中,唱响在雪山草地的歌声里,留存在将士手中的油墨捷报上。
远征路上,敌军重重封锁。在没有现代传媒工具、物资极度匮乏且大部分受众文化水平较低的条件下,红军用标语、布告、传单、歌曲、报刊和漫画等最朴素的传播方式,进行了最扎实深入的政治宣传,鼓舞了自身斗志,瓦解了敌军士气,向沿途群众宣讲了党的政策主张和红军的性质、使命,为长征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9月21日,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上,参观者在互动区写标语。新华社记者 殷刚 摄
标语:红军的“流动宣传员”
长征途中,红军一边行军作战,一边书写标语。队伍走到哪里,红色标语就留在哪里。土墙、门板、崖壁皆可作版面,石灰、木炭便是笔墨。红军专门组建粉笔队、錾字队,干部战士一同书写凿刻,用简洁易懂的方式宣讲红军政策,号召劳苦大众奋起反抗压迫。

1934年11月25日,《红星》报刊登的《实行连队写标语竞赛》。竞赛要求:凡是能写字的战士,每人练习写熟一条至十条标语;每人每天都写一个(条)至五个(条)标语;标语可用毛笔、炭灰、粉笔、石灰块等书写(不管字的大小);凡是宿营地及休息地方的墙壁都要写满标语……(原件存中央档案馆)。10月26日,摄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新华社记者 殷刚 摄

1934年12月上旬至1935年5月,红25军在鄂豫陕边界创建新革命根据地。图为红25军在湖北郧西关防区书写的标语。10月26日,翻拍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新华社记者 殷刚 摄

这是红军长征途中书写的标语。10月26日,摄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新华社记者 殷刚 摄

这是红军标语注意事项,包括不要写草字,省笔字;不要写错,不要遗落字,一个标语写完须查看一遍才走;一律用笔写上墙壁,不准偷懒改用纸贴;署名一律署“红军”等。10月26日,摄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新华社记者 殷刚 摄
布告:红军的政策宣传窗口
红军每到达一地,便张贴布告、散发传单,郑重宣示政策主张,让民众了解党和红军的群众纪律、民族政策,争取最广泛的理解与支持。

1935年5月,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凉山彝族聚居区时印制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表明红军是军纪严明的军队,并向彝族群众宣传了党的民族平等政策,文中首次公开提出“红军万里长征”。10月30日,摄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 摄

这是在遵义印制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1935年1月,红军进入遵义城后印制了《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它用贵州白皮纸石印而成,主要内容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对待少数民族、工人、农民、商人以及白军士兵的各项政策。10月30日,摄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 摄

红25军在长征沿途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这是红25军在陕西庾家河张贴的宣传单《什么是红军》。10月26日,摄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新华社记者 殷刚 摄
漫画:跨越识字壁垒的宣讲
长征途经许多偏远村寨,当地群众识字有限。搭配简短文字的宣传漫画,将反抗压迫、救亡图存的道理化为直观画面,形象且通俗易懂,宣传效果显著。

这是《勇敢的贫苦工农热烈加入红军》宣传画。10月30日,摄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 摄

这是用黄镇长征途中创作的漫画《下雪山的喜悦》制作的展板。10月26日,摄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新华社记者 殷刚 摄

这是抗日先遣队宣传画展板。10月17日,摄于江西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新华社记者 殷刚 摄

这是1934年钱壮飞发表在《红色中华》上的漫画《要长大要结实》(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歌曲:鼓舞士气的有效形式
哪里有红军,哪里就有歌声。宣传队行军时常常走在队伍前列,途中在路边为部队唱歌、说快板、喊口号,为战友加油、鼓劲。很多官兵会唱的红军歌曲,节奏明快、内涵丰富,是长征中鼓舞士气的有效形式。

1935年,红四方面军抄录的《红军歌谣》。10月26日,摄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新华社记者 殷刚 摄

红25军政治部编印的《红色士兵歌》和《劳苦群众书》。10月26日,摄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新华社记者 殷刚 摄

10月26日,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参观“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时,在《牛皮腰带歌》展板前拍摄。新华社记者 殷刚 摄
戏剧:最巧妙的宣传武器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中这样写道:“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许多军事、政治、经济、社会上的新问题都成了演戏的材料……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以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民的疑虑,使他们对红军纲领有个基本的了解,大量传播革命思想,进行反宣传,争取人民的信任。”

红军的文艺工作者(资料照片)。新华社发(埃德加·斯诺摄)
红中社与报纸:红军的思想阵地
长征途中,《红星》《战士》等报刊坚持油印出版,及时传达中央精神,刊发战斗捷报、英雄事迹、行军卫生和读者来信等,深受广大官兵喜爱。

1934年11月1日,《红星》报第3期刊登的社论《关于目前地方居民中的工作》,提出“红军是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原件存中央档案馆)。10月26日,摄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新华社记者 殷刚 摄

1935年6月15日,《红星》报第21期刊登社论《伟大的会合》。10月26日,摄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新华社记者 殷刚 摄

1935年9月20日,《战士》报刊登的扩红号召。10月26日,摄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新华社记者 殷刚 摄
1931年11月7日,新华通讯社前身红中社(红色中华通讯社)在江西瑞金成立。同年12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创刊,至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前,共出版240期。
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后,红中社停止播发新闻,部分工作人员编入部队参加长征,时任红中社负责人瞿秋白则留在中央苏区工作。为了迷惑敌人、为红军主力转移争取时间,他带领少数编印人员坚持继续出版《红色中华》,制造红军仍在苏区的态势。1935年1月出版的第264期,是赣南的最后一期报纸。同年6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

这是《红色中华》报第264期,是赣南的最后一期报纸(资料照片)。新华社发(雷琨 摄)
对外宣传:让世界了解长征
国民党严酷的新闻封锁,也无法阻挡这场伟大远征的影响力向世界传播。1936年,陈云以“廉臣”为笔名写下的《随军西行见闻录》,率先在巴黎刊发,后于莫斯科出版单行本,这是首部向世界系统讲述红军长征的著述;与红军一同辗转长征的薄复礼,同年在英国出版《神灵之手》,以外来亲历者的目光记录红军的行军与主张;1937年,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问世之后,在西方广为传播。
“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斯诺的详尽报道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解放艰苦奋斗、牺牲奉献的崇高精神,用确凿的事实打破了国民党的污蔑和丑化,让全世界真切认识了这支队伍。

1936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法国巴黎创办的《救国时报》连载了邓发以“杨定华”为笔名撰写的《雪山草地行军记》,详细记述红军长征过雪山草地的艰辛历程,是最早向世界客观介绍红军长征的珍贵史料(原件存利川市档案馆)。10月26日,摄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新华社记者 殷刚 摄

左:1936年11月,伦敦哈德尔和斯托顿出版公司出版的勃沙特(薄复礼)著《神灵之手》。这是西方首部介绍长征的专著。中: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右:1936年,中国共产党在法国巴黎创办的《全民月刊》杂志刊载了陈云以“廉臣”为笔名撰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后于莫斯科出版单行本,这是首部向世界系统讲述红军长征的著述,宣传了红军在长征中的英雄事迹,扩大了红军长征在国外的影响。图为红旗出版社出版的《随军西行见闻录》。10月26日,摄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新华社记者 殷刚 摄

这是《全民月刊》创刊号(国家图书馆供图)。

《红星照耀中国》一经出版,便引起巨大轰动。此后,《红星照耀中国》被翻译成法文、德文、俄文、西班牙文等多种文字,行销世界各地。这是埃德加·斯诺著《红星照耀中国》的多语言版本。10月30日,摄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 摄
征途有音,信仰留痕。长征中的宣传,在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熔铸起共通的精神印记。那些崖壁上凿刻的标语、征途中传唱的歌曲、山野间上演的戏剧,在一次次宣讲与传唱中,成为很多红军将士和沿途群众共同的深刻记忆。许多亲历者到垂暮之年,仍记得当年的口号,能唱出刻在心底的歌谣。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当单向宣讲化为发自内心的认同与自觉传递,宣传便不再局限于信息告知,而成为淬炼信仰、唤醒精神自觉的文化力量。这,正是长征宣传工作留给后世的珍贵启示。

9月24日,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上,展出“我是红军宣传员”相关展品。新华社记者 殷刚 摄
记者:殷刚、金良快
编辑:邵泽东
鸣谢: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