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北大汇丰PFR ，作者：夏春，原文标题：《夏春：被浪漫化的技术进步——这次不一样吗？》
现代人对技术进步有着近乎本能的乐观。从硅谷到中关村，从达沃斯到乌镇，“创新”“颠覆”“指数级增长”构成了这个时代最响亮的词汇。在公共舆论中，AI被描绘成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从医疗诊断到气候变化，从教育公平到经济增长。
香港城市大学特邀金融教授，香港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全球价值投资协会首席经济顾问夏春在《北大金融评论》发文指出，技术本身不会决定人类的命运。决定命运的，是人类围绕技术所做的制度选择。只有当技术创新与收入分配改革同步推进时，技术红利才能转化为全民福祉。在AI时代的起跑线上，我们需要建立的，不是对技术的盲目信仰，而是对历史的清醒记忆。
本文完整版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29期。
现代人对技术进步有着近乎本能的乐观。从硅谷到中关村，从达沃斯到乌镇，“创新”“颠覆”“指数级增长”构成了这个时代最响亮的词汇。在公共舆论中，AI被描绘成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从医疗诊断到气候变化，从教育公平到经济增长。别说马斯克、黄仁勋乐观，就连长期唱空全球经济、2022年把AI危险写进著作《大威胁》的“末日博士”努里埃尔·鲁比尼教授，现在都认为AI可以让美国经济在2050年实现10%的增长了，以至于被媒体改称“繁荣博士”了。
但这种乐观建立在对历史的系统性遗忘之上。我们习惯于假设技术进步会自动带来生产率提升，生产率提升会自动转化为工资增长和全民福祉。然而，经济史学家用跨越千年的证据反复证明了一条令人不安的规律：生产率增长与工资、就业、居民收入之间的长期脱节，并非例外，而是常态。技术革命带来的第一波红利，几乎总是流向资本所有者；而普通劳动者，往往在数十年间承受技能贬值、工资停滞和社区瓦解的代价。
技术陷阱：为什么进步迟到了几千年？
牛津大学经济史学家卡尔·贝内迪克特·弗雷在著作《技术陷阱》中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却极为深刻的问题：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更早发生？从古希腊的安提基特拉机械到古罗马的水力磨坊，从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的无数超前发明到中世纪的风车和印刷术，人类的技术创新从未匮乏。然而，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1750年，全球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几乎为零。两千多年的文明史，在技术层面上并非一片空白，但经济增长却陷入了长久的停滞。
传统解释往往诉诸“马尔萨斯陷阱”：技术进步带来粮食增产，人口随之增长，人均产出最终回到原点。弗雷指出，这并非全部。经济增长停滞数千年，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原因，整个世界陷入了“技术陷阱”之中。其核心逻辑是：统治者害怕取代劳动力的技术会破坏社会稳定，因而严格限制技术创新。从罗马帝国到中世纪欧洲，从古代中国到奥斯曼帝国，凡是有可能大规模替代手工劳动的机械设备，都遭到了系统性压制。行会保护自己的成员利益，反对任何威胁其生计的发明，而统治阶级则支持行会，因为愤怒的失业工人可能暴动、起义，甚至推翻政权。弗雷提供了大量历史证据：罗马皇帝维斯帕先因担心失业而拒绝采用省力运输机械；1589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拒授织袜机专利。在中国，行会（公所）势力远强于欧洲，官府因惧怕社会动乱而支持行会，1876年上海拟建的蒸汽棉纺厂即在行会反对与官府不支持下落空，中国的工业化因此比英国晚了约两百年。
这正是“技术陷阱”的残酷之处，它导致社会长期锁定在低生产率均衡中。所有人都知道存在更好的技术，但没有人有动力去推广它，因为推广它会引发反抗，而反抗会威胁所有人的利益。技术创新被“政治性地”抑制了数千年。
那么，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弗雷的核心答案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从机械化中获利的人同时拥有政治权力。在此之前，统治阶级的财富主要来源于土地，地主阶级依靠地租和农业产出维持地位。但18世纪的英国发生了深刻的权力转移：商业革命和海外贸易积累了巨额流动财富，商人们形成了新的工业阶级。在英国，议会改革逐渐削弱了土地贵族的权力，商人和工厂主的利益开始主导政策制定。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那些从机械化中获利的人，恰好是那些掌握政治权力的人。
这一权力转移的深远意义在于：它打破了千年来的“技术陷阱”。当替代型技术的受益者同时是政治决策者时，技术抵制失去了当权者的支持，卢德主义者的暴动被军队镇压，机械化进程不再受阻。英国由此率先走出了技术陷阱，开启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时代。但这一突破是有代价的，机械化带来的生产率增长并没有自动惠及所有人，恰恰相反，它创造了“恩格斯停顿”。
“恩格斯停顿”：三代人的沉默
1780年至1840年的英国，发生了一件后来被经济史学家罗伯特·艾伦称为“恩格斯停顿”的事情：英国工人的人均产出增长了46%，但实际周薪仅上升了12%。资本利润份额持续扩张，劳动收入占比长期承压，社会不平等急剧拉大。这正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曼彻斯特街头目睹的底层劳动者生存困境：拥挤的贫民窟，童工泛滥，平均寿命仅三十岁出头、慢性营养不良者举目皆是。
这并非因为技术不够先进，蒸汽机、动力织机和水力纺纱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产效率。问题在于，这些技术本质上是“替代型”的，它们用机器替代了需要多年学徒期才能掌握的手工技艺，将复杂的工匠工作分解为可以由普通工人甚至童工在监督下完成的简单步骤。大规模生产远比手工业更为高效，但对普通工人而言，条件通常危险且艰苦，除了愿意在极低工资下从事惩罚性劳动外，不需要任何专业技能。早期工厂大量使用儿童和未婚妇女，而之前的手工业工匠几乎必然是成年男性，这反映了掌握手艺所需的多年学徒期以及严格的性别规范。
虽然第一次工业革命事后看大幅提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率和生活水平，但有三代人（大约60到75年）在这段时期内遭受损失。对于卢德主义者而言，“长期”是无关紧要的，他们的孩子可能饿死，他们的社区可能瓦解，他们的手艺可能永久失传。虽然技术变革从长远来看可能使所有人受益，但短期调整成本对某些工人而言可能代表一生。
卢德主义者常被嘲笑为“反技术的暴民”，但2025年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基尔的研究彻底颠覆了这一刻板印象。他与合作者发现，1815年后，手工织工及其小作坊被工厂相当迅速地消灭了。卢德主义者并非反对一切技术，他们反对的是那些夺走其生计、摧毁其手艺的具体机器。对于一个面临失业、贫困和社区瓦解的普通工人而言，砸毁机器是维护自身利益的合理反应。
“恩格斯停顿”的终结不是市场自发调节的结果，而是制度斗争的产物。19世纪中后期，英国逐步建立了工会集体谈判制度、工厂法、公共卫生体系和基础教育。1832年改革法案扩大了选举权，宪章运动推动了政治民主化，工会合法化赋予了劳动者集体议价的能力。艾伦的研究证实，正是在这些制度变革之后，英国的收入分配才开始改善，基尼系数出现拐点。工资追赶生产率，从来不是技术自发演进的结果，而是权力博弈的产物。
大萧条悖论：效率最高峰，民生最低谷
当我们提及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脑海中浮现的是“大萧条”的经典画面：华尔街崩盘、银行倒闭、企业破产、失业率飙升、排队领救济的长龙。这是一个被普遍视为经济停滞与苦难的时代。然而，经济史学者亚历山大·J.菲尔德在2003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重磅论文中，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
菲尔德的核心数据逻辑极为简洁，却极具冲击力：1929到1941年这十二年，美国全社会劳动总工时几乎没变，私人厂房、机器等资本总量几乎没有新增，但最终实际产出提高了33%至40%。投入的人力、机器几乎没涨，产出大幅提升，多出来的增长只能来自技术改良、管理优化和基建红利，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TFP）。菲尔德的测算显示，这一时期美国私营非农经济的TFP年均增长率高达2.78%，显著高于战后“黄金时代”的2.36%。即使后来的研究者，例如《美国增长的起落》的作者罗伯特·戈登对具体计算提出异议，但大萧条期间巨大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史学家公认的。
菲尔德进一步指出，这一时期的高TFP增长并非源于资本的大量投入，而是源于技术和组织创新的广泛应用。企业研发逆势扩张，1929—1940年美国制造业研发人员从10918人增至27777人，涨幅近160%。胡佛水坝、金门大桥、全国隧道、市政机场同步落地，新政大规模基建带来物流革命。危机倒逼企业彻底重构管理模式，泰勒科学管理全面普及，科层化职业经理人体系取代传统家族粗放管理。电力、内燃机等通用技术在1920年代仅完成工厂电气化，1930年代则渗透零售、仓储、农业加工、公用事业全链条。换言之，第二次技术革命转化成了工业革命。
然而，这一生产力飞跃的现实是：1932年美国失业率高达25%，到1939年仍有17%，直到1941年仍接近10%。一边是TFP的持续高速增长，另一边是千万劳动者失去工作、家庭陷入贫困。菲尔德的研究揭示了一个被主流叙事长期遮蔽的事实：生产率飞升与大规模失业可以在同一时空并存，而且并非偶然。
这一发现的意义在于，它打破了“生产率增长必然带来就业和收入增长”的直觉假设，经济效率的最高峰，可以与民生苦难的最低谷同时出现。因此，评价一段经济周期，不能只看GDP或生产效率，必须把普通人的生活条件也纳入考虑。
权力与进步：技术从来不是中立的
2024年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与西蒙·约翰逊的著作《权力与进步：我们千年来的技术与繁荣斗争》，跨越千年技术史，力图打破这种技术决定论主流共识。主流叙事默认一条自动传导链条：技术创新带动TFP上升，总财富随之增加，接下来导致工资普遍上涨。但本书否定了这条“自动滴漏机制”，指出技术存在发展方向选择，技术走向由社会权力结构决定，只有当社会存在制衡力量，才能引导技术走向赋能劳动者。
全书用千年史料证明，高TFP完全可以和大众工资停滞、大规模失业长期共存。中世纪水力磨坊大幅提升粮食加工生产率，但技术所有权被贵族、教会垄断，农民失去手工研磨谋生渠道，千余年农民实际收入几乎无增长。阿西莫格鲁和约翰逊的分析与弗雷的分析形成了深层呼应：技术创新的方向和速度不是由技术本身决定的，而是由掌握权力的社会群体决定的。
战后“黄金时代”（1940—1970）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TFP与工资同步增长”阶段。核心不是技术更友好，而是权力制衡体系完整：强工会、反垄断法案、高额累进税、普及公立高等教育、劳动保护立法共同约束企业。但1970年后至今，工会持续弱化、反垄断放松、资本话语权提升。在美国，自1979年以来，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是小时薪酬的八倍。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行，出现了持续至今的生产率与工资脱钩，现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用“大逆转”来形容这些现象，阿西莫格鲁今年8月发表的著作《自由民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就是在延续《权力与进步》里的讨论。1970年后的“大逆转”并非技术本身的转向，而是权力结构的转向。当资本重新获得不受约束的主导地位时，技术自然会向“替代劳动”的方向发展，因为这对资本最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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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完整版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2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