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夏天，第一条横跨大西洋的电报电缆终于接通。纽约几乎为之疯狂，游行、焰火、乐队纷纷登场，商人查尔斯·蒂芙尼则迅速买下铺设工程剩余的一批电缆，把它切成四英寸长的小段，装上黄铜套环，以每件50美分的价格出售。购买者得到的是一小截可以把握在手中的“未来”。电缆许诺把以周计的跨洋通信压缩到近乎瞬时，人们所庆祝的，正是那个关于消除距离的古老愿望借由技术成真。
1858年9月1日在百老汇庆祝游行。
事情很快显出一点黑色幽默。8月16日，维多利亚女王发给美国总统布坎南的第一封公开贺电只有99个词，传输却耗费了16小时30分钟。此后信号日渐衰弱，句子愈发残缺，到9月初已经几乎无法工作。后来人们发现，首席电气工程师爱德华·怀特豪斯曾用高达约2000伏的电压驱动线路，加速损伤了本就十分脆弱的电缆。不到一个月，这件被当作人类战胜距离象征的技术奇迹便沉入沉默，而蒂芙尼不得不开始廉价处理尚未卖出的纪念品。[1]
早期通信技术的笨拙，并不是这段历史最耐人寻味的地方。人们欢呼的是距离仿佛被取消，伦敦与纽约终于能够“直接”交谈。然而，随着电缆不断失灵，真正浮现到眼前的，却是铜线、海水和日渐衰减的信号。媒介工作顺利时，我们期待消息穿过它，最好不必察觉中间发生了什么。但媒介一旦失败，那个原本应该消失的“中间”便固执地站到眼前。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当然不再为99个词等待十几个小时，却仍然把“无缝”和“即时”当作技术进步的褒义词。我们制造了越来越复杂的中介系统，又持续梦想一种仿佛不再需要中介的生活。
也许可以从这个小小的矛盾出发，重新观察今天的媒介理论。一方面，过去几十年的研究极大拓展了媒介的范围，我们越来越善于在那些从前没有被称作媒介的事物中发现媒介性。但另一方面，当代技术文化仍然执着于把最理想的经验描述成媒介的消失。正是在这种反差之中，媒介观念在理论中迎来了空前繁盛的时代。
从“媒介”到“作为媒介”
约翰·杜伦·彼得斯的《奇云》大概是这种媒介想象力近年最醒目的表达之一。彼得斯当然没有凭空发明一种“万物皆媒介”的潮流，早在他之前，麦克卢汉、英尼斯以及更长的技术思想传统，早已在不断松动大众传播研究对媒介的狭窄理解。不过，《奇云》确实把这一步推进到了相当有趣的田地，既然我们习惯把媒介理解成环境，那么倒过来似乎也可以成立——环境同样可以作为媒介。海洋、火、天空、历法乃至各种栖居条件由此进入媒介哲学。彼得斯所关心的已经远远超出信息传递，媒介在这里成为那些容纳行动、使人类生活得以展开的环境条件。[2]
这一转向给媒介研究释放出的首先是一种想象力。媒介不必只意味着诸如报纸、广播、电视的大众媒介，也不必永远位于两个已经存在的主体之间。近年来，新闻传播学研究中不断出现的“作为媒介的XX”或许正是这条轨迹的延续——从城市、身体、货币、建筑、档案到算法，乃至空气、海底电缆、道路和疾病，越来越多原本并不属于传统媒介范畴的对象，被纳入“作为媒介”的学术视野。
不过，在笔者看来，这些研究未必真的意在把世界重新划分为“媒介”与“非媒介”两类。真正值得注意的，反而是那个看似不起眼的“作为”。
“作为”意味着一种暂时的视角移动。一个对象原先所属的分类没有消失，但研究者有意把它稍稍悬置，转而观察它如何排列关系、调节距离，如何让某些东西得以出现，又使另一些东西难以出现。门当然还是建筑，货币仍然从属经济，但重要的是视角发生了移动。“作为”使得对象显露出既有分类未必能够充分解释的作用。也正是在我们开始对既定的对象边界产生轻微“不信任”之时，媒介理论真正富有想象力的地方才显现出来。
当然，这种学术热潮也很容易促成一种理论惯性。当“作为媒介”成为熟练句式，越来越多对象只因具有传递、承载、组织或影响作用，便被迅速纳入媒介之名。问题不在于媒介概念越过了传统边界（恰恰是这种越界释放了媒介理论的想象力）。真正的问题在于，有些命名几乎不需要付出任何额外的解释成本。于是，“媒介”作为一个能够重组问题、甚至反过来诘问自身的理论入射角，退化为提示某物“并非中性”或者“发挥了某种作用”的修饰语。在此，更值得追问的或许是，把一个对象抽象为媒介之后，究竟有什么原本自然的关系显影或者隐没？假使删去“媒介”二字，论证仍然可以原封不动，那么这里发生的大概率会是一种理论的“嵌套”，而并非发现。
抽象的尺度：一个小小的试分析
在此，笔者愿意使用“图形表”（diagram）这个概念来提供一个简短、也可供批评的试分析。仅仅因为图形表能够“传递信息”，便将其视为媒介，并不能带来多少新的认识。图形表之所以值得从媒介的角度加以考察，或许在于它将几种不同的媒介能力集中于同一对象之中：它既可以表征关系，也可以通过形式化与操作参与关系的生成，而在某些条件下，这两种能力还可能彼此错位。这在哲学史上形成了一脉有趣的呼应。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士极为重视图形表的推理功用，甚至断言：“一切有效的必然推理事实上都是图解性的。”[3]在这里，图形表首先体现出一种表征性的媒介能力，它把逻辑关系外化，使那些未被前提直接陈述的关系有机会通过操作而显现。在此基础上，德勒兹则把问题推进到生成层面。在他对福柯的解释中，图形表获得了“抽象机器”的意味，不只呈现既有现实，也可能参与权力、空间与可见性的具体组织。[4]媒介于是从再现现实的形式，进一步成为生成现实的条件。到了对数字媒介时代有深刻洞察的加洛韦，问题又折返回“表征”。他一方面指出“数据没有必然的视觉形式”，另一方面又注意到，现实中的信息网络可视化往往收敛为高度相似的节点、连线和网络图式[5]——由此，表征形式越发丰富，并不保证中介本身仍然有效，繁复图形表的可视化潜能甚至可能在制造“可见”的同时削弱理解。
维多利亚女王给詹姆士·布坎南的信息的自动收录录音机
综而观之，一个新问题出现了。所谓媒介性，或许并不只在“中间传递”中发生，它还涉及如何表征、如何生成，以及这两种能力在何处发生断裂。“作为媒介”之视角的价值也正在这里接受检验——如果它只是扩大了某个概念的适用范围，那么它所带来的创新终究有限。图形表这个例子本身当然也还需要接受同样的追问。只有当这种“抽象”改变了对象内部关系的组织方式，它才开始产生知识，任何“作为媒介”的判断都需要说明自己的收益与限度。
不过，事情还有另一面。学术研究不断将那些原本隐而不见的中介重新带回视野，日常经验却常常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理想的媒介，往往恰恰被想象成没有中介。
为什么中介总想让自己消失
我们对“直接”的偏爱其实有两种彼此相关、却不完全相同的形式。一种是表征的直接性：“眼见为实”。原话似乎比转述可靠，现场比记录更接近事件本身。另一种则关乎操作的直接性，理想的技术最好不要让人感觉自己正在经过复杂的技术程序，操作自然，界面无缝，更重要的是保证交互的时候没有摩擦。两者共享一种古老而熟悉的想象，可以说是一种来自柏拉图的愿景——中间环节越少，主体与对象、意图与结果之间的距离也就越短。生成式人工智能尤其强化了后一种愿望。过去，人需要学习机器的语言，但今天最吸引人的愿景，则是机器反过来适应人的语言，让人仿佛只需说出自己想做什么。
然而，经验上的直接与中介的减少并不是一回事。很多时候，恰恰是更复杂的中介系统，才制造出更强烈的直接感。一句自然语言指令背后可能经过大量的数据库与检索系统，而大量用户对此却毫无察觉。技术并没有消除中间环节，而是把它们从经验的前景搬到了后台。所谓“直接”，因此更像是中介高度组织化之后产生的一种经验形式。
当然，这种结构并非数字媒介才有，日常语言或许就是最古老的例子之一。在熟悉的交谈中，我们通常把注意力放在说了什么，却很少同时意识到语音和约定俗成的表达规则正在组织这场交流。只有当口音造成歧义，或者一种语言必须经过翻译才能抵达另一种语言时，中介本身才更明显地进入意识。道路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后也有类似情形，“路上无风景”，人们通常关注如何抵达目的地，而不会在每一次通行时重新思考道路如何预先安排方向。也正因此，真正值得追问的或许不是人是否能够摆脱中介，而是中介如何在持续发挥作用的同时，制造出一种近似于“没有中介”的经验。
“回到事物本身”之后
问题也由此进一步展开——为什么这种“直接”的效果如此具有吸引力，甚至长期被理解为一种更真实、更原初的状态？这已经越出了技术经验本身，进入了关于经验、显现与中介的哲学问题。现象学正关涉这一问题的核心，在这脉传统中，“直接”并非真理的保证，它尝试追问事物如何向我们显现，以及这种显现凭什么获得一种较其他中介形式更为原初的地位。
胡塞尔的口号是，我们必须回到“事物本身”。在《逻辑研究》中，他批评的并非所有中介，而是概念在缺少直观检验的情况下形成的空转。[6]因为词语和逻辑意义不能只靠另外一组词语解释，它们需要重新返回给予这些意义以充实的经验。所谓“事物本身”并不是一个完全裸露、毫无结构的世界，现象学关心的是事物以何种方式显现，以及经验怎样获得自身的确定性。由此来看，现象学对于“直接”的兴趣并不等于简单绕开中介，它更接近一种对于显现本身的坚持，无论理论能够在经验背后发现多少条件，经验如何成为经验仍然需要被解释。
这对上述媒介理论所做的“拆解”构成了一种古老的牵制。当媒介研究发现了“基础设施”，然后呢？当研究者发现一段经验背后存在技术与制度，格式和基础设施时，仿佛取得了比经验自身更深一层的解释。可是，知道后台存在什么，并不会自动取消前台的问题。人究竟如何遭遇一件技术？一种媒介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显得自然，在另一些情况下却令人迟疑？熟悉与突兀这些经验上的差别，并不会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它们背后存在技术条件而失去意义。对中介条件的揭示，不能代替对中介经验的描述。
海德格尔的锤子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更准确的参照。[7]他写道，我们越少只是盯着锤子这个“物”，越多拿起并使用它，我们同它的关系就越原初。锤子在真正“上手”的时候，并不会首先以一个孤立对象的方式出现，而是嵌入钉子、木板、房屋以及行动目的共同构成的关联之中。只有当它折断、缺失或者突然不合用时，它才从这种关系中凸显出来。当然，海德格尔讨论的并非媒介，但这里揭示了一种对媒介研究同样重要的结构，那就是参与经验的条件，并不因为重要就必然成为经验的对象，同一个对象在不同实践关系中，也会以不同方式显现。在这个意义上，知道一件技术物背后存在怎样的材料流转与制度建设，并不足以解释人实际上如何经验它。中介的“不被察觉”也不能直接等同于中介的减少，它同样可能意味着中介已经深深嵌入行动本身。
因此，现象学并未为媒介理论保留一块未受侵染的“直接经验”领地，也没有论证中介越少，经验便越真实。它所留存的，是“显现”本身仍有待阐释这一根本诉求。媒介可以退到背景，条件可以隐而不见，但事物如何被经验、直接感如何形成，仍然有其自身的结构。但是，如果这种“直接”本身已经具有结构，它是否还能被理解为某种最终的、自足的在场？
德里达：直接性内部的间隔
德里达对胡塞尔的阅读，正是从这里进一步打开了中介的问题。他的疑问是，所谓最直接的自我在场，真的能够完全没有距离吗？
声音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我说话，同时听见自己的声音，这似乎比书写更加接近一种没有间隔的自我关系，说者和听者是同一个人，声音出现的一刻似乎也是意义被自己把握的一刻。但也是在这里，德里达发现了裂隙。胡塞尔自己的时间意识分析已经表明，所谓“现在”从来带着刚刚过去的滞留，也朝向尚未来临之物，若毫无间隔与重复，一个声音甚至无法形成可以被辨认的意义。
因此，德里达在《声音与现象》中详细阐述了为什么语言恰恰是这种在场与缺席游戏的媒介。[8]德里达的要点并非说真实已经彻底不可抵达，也不只是说语言会扭曲一种先在的意义。如果意义必须能够重复，如果自我只有通过一个极小的时间差才能听见自己，那么中介就不能仅仅被放在意义形成以后——某种差异、延宕和痕迹已经进入所谓在场本身。
这一点对媒介理论的影响是深刻而复杂的。传统的传播直觉根植于美国传播学中拉斯韦尔的5W模式。传者先有一个完整的意义，再有一套媒介负责传递它，于是问题总会变成传输以后还剩多少“原意”。德里达则思忖，那个所谓原初的意义，是否已经依赖能够被重复与识别的结构？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对“取消中介”的愿望便会显得更加复杂，因为真正被取消的可能不只是一个多余环节，也可能是意义自身得以稳定的一部分条件。
现象学与德里达的张力因此比“支持直接经验”与“反对直接经验”的两军对垒更具趣味性。前者迫使理论不断返回事情如何被经验，后者阻止这种返回轻易幻想出一个纯净的起源。一边使媒介理论不能把后台当成全部，另一边使前台也无法成为无须分析的最后避难所。真正棘手的问题被保留了下来，一种经验为何能够显得直接，而这种直接又依赖什么才成为可能？
当媒介理论开始“遭遇”自身
如果沿着这个思路回溯媒介理论自身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会发现无论是法国的媒介学还是德国的媒介技术学派，不同研究者一再做的事情，是把那个已经退隐的“中间”重新拉回视野，只是每个人发现中间的地方并不相同。
德布雷关心一个观念究竟如何穿越时间。思想不会因为足够伟大便自然地获得几百年的寿命。宗教的延续离不开教会、仪式、书写和组织，而政治观念需要学校、出版、机构和传播网络。媒介学由此把“传播”之外的“传承”重新提了出来：空间中的扩散是一回事，一个观念如何跨越世代成为传统又是另一回事。人们原本归功于思想自身的力量开始重新分配给那些不太“体面”的物质与制度环节。
基特勒是文学史的叛徒。他反叛了作者、风格和精神，把留声机、电影、打字机摆在首位，追问存储和处理技术改变以后，我们所谓“人”的感觉和书写究竟还剩多少连续性。西格特甚至可以直接从“门”这一概念开始——开门、关门、跨过门槛这些极其日常的动作，在他的文化技艺研究中不只是发生在已经确定的“内部”和“外部”之间，它们本身就在不断实现和重申这种区分。
彼得斯把这样的想象推向天空、海洋和火，于是中介几乎同环境一样辽阔。保守主义会称之荒谬，但这种扩张揭示了许多长期被传播研究当作背景的条件。问题出现在理论越来越熟练之后——一旦我们知道主体后面还有技术，对象之前还有操作，信息背后还有基础设施，那么“再往后退一步”的质询反而变成了新的刻奇。
由此，现今的媒介理论显得更为繁复。起初，研究者只需要反抗“媒介即渠道”的贫乏想象，于是不断把制度与环境、物质与身体重新带进来。当这种扩张取得成功以后，问题反而逐渐变成怎样重新形成区别。理论必须从“这里存在中介”“那也是一种中介”继续前进到更困难的判断，为什么是这种中介，它与另一种中介有什么不同？更重要的是，它质询了什么，又逃避了什么？
罗伯特·查尔斯·达德利（Robert Charles Dudley）所作的绘画《纽芬兰之心》（Heart's Content，1866）。画中展示了1866年登录时的跨大西洋电缆。
给世界留下反驳理论的位置
行文至此，“作为媒介的XX”已经超越了一个“套式”本身，它牵涉出了新闻传播学乃至今天人文学术中一个更普遍的问题。我们拥有比过去丰富得多的概念资源，也越来越习惯让概念旅行。媒介、档案、网络、基础设施、物质性、表演性，这些词不断越过自己的学科出生地，把原本彼此遥远的对象放进新的关系之中。许多真正有生命力的理论时刻，也正是在这种越界中发生的。
但是，理论旅行与理论模板化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当“作为媒介”逐渐成为进入传播学的一张通行证，研究者也就更容易把不同对象一并收入媒介之名，仿佛只有先证明它“也是媒介”，它才真正获得在传播学中被讨论的资格。更麻烦的是，一种循环互证浮现开来——某物因为能够中介、组织关系或塑造行动而被称为媒介，而“媒介”之名又反过来证明了这些特征。此时真正被取消的，既是媒介概念的边界，也是这一概念重新安排问题的能力。
不过，对这种模板化最有力的批评，绝不是把“万物皆媒”推到一个足够荒诞的极端。粪便当然也可以是一种媒介——“洁净亦危险”。金兹堡也正是从一个磨坊主关于“奶酪与蛆虫”的离奇宇宙观出发，重新打开了精英文化、民间传统与个人阅读之间复杂的知识流动。
如果借助对象本身的“荒诞感”，把一个需要辨析的理论问题压缩成笑话，固然轻巧、有趣，却未必比它所嘲讽的套路高明多少。因为这样的否定并没有提供更严格的判断尺度，带来的知识增量十分有限，反而把判断重新交还给陈旧的、近乎民粹式的常识裁决，在更强的污名化中耗散了“作为媒介”原本具有的启发能力。
说到底，某物到底算不算媒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它当作媒介以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一个对象进入媒介理论之后，是否重新安排了原有的关系，使那些原本退居背景的经验重新显现。与此同时，这个对象是否也反过来迫使“媒介”这个概念发生一点变化。换句话说，媒介的观念不能始终高悬于对象之上，它自身也必须卷入对象，在解释对象的同时接受对象的改写。
理论需要边缘，也需要抽象，而抽象本来就是一种选择。它让某些差异暂时变得重要，也让另一些差异退出视野，以牺牲一部分具体性来换取关系的显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旅行几乎是理论的宿命，但旅行必须留下痕迹。如果对象可以不断更换，而“媒介”的含义乃至最后得到的结论却几乎不受影响，那么这场理论旅行其实并没有真正离开原地。
“作为媒介”的价值，恰恰在于它原本就具有这种双向改变的可能。彼得斯把天空、海洋、火和云带进媒介研究，迫使媒介概念离开熟悉的技术装置，去面对环境、栖居和存在条件。这样的扩张当然大胆，却并不廉价，因为概念本身也为此承担了变化。一个成熟的理论传统或许正需要同时保留两种能力，一种是把过去没有被看见的中介重新带入视野，另一种则是知道什么时候没有必要继续把某物称为媒介。因为如果一个视角无论面对什么都不会失效，那么它也就成为了一种封闭的形而上学。
媒介研究不能割舍媒介（事实上，即便是秉持“非媒介中心”的媒介学者，也认同这一点），但可以割舍对媒介的占有欲。它不需要不断把世界收入自己的名下，才能证明这个学科仍然重要。媒介研究真正不能失去的，是对中介如何发生，又造成了什么差异的敏感。承认中介不可避免，并不意味着任何一种具体的中介形式都不可替代。同样，“万物皆媒”，也并不意味着万物都必须被命名为媒介。
1858年的大西洋电缆坏掉以后，铜线、电压、绝缘层和海水从“直接交流”的美梦中突然显形。一个多世纪过去，媒介理论已经越来越擅长让这些被隐藏的条件重新进入视野。或许到了今天，它也需要把同样的目光转向自己。不是因为媒介不再重要，而是因为“媒介”这个名字同样应当接受对象的检验，并暴露出自己的选择、边界和限度。给世界留下反驳理论的位置，也包括允许它在某些时候告诉我们，这一次，或许并不需要另一个“更好”的名字，这一次，“媒介”没有比世界本身更加优先。
注释：
[1] KLARA R. To Make Tiffany & Co. a Household Name, the Luxury Brand’s Founder Cashed in on the Trans-Atlantic Telegraph Craze[EB/OL]. Smithsonian Magazine, 2024-02-15[2026-09-23].
[2] 彼得斯. 奇云：媒介即存有[M]. 邓建国，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
[3] PEIRCE C S.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Vol. 1[M]. HARTSHORNE C, WEISS P, ed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1: §1.54.
[4] 德勒兹. 福柯：修订译本[M]. 于奇智，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38-39。
[5] GALLOWAY A R. Are Some Things Unrepresentable?[J].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11, 28(7-8): 85-102. DOI:10.1177/0263276411423038.
[6] 胡塞尔. 逻辑研究[M]. 倪梁康，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7]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王庆节，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8] 德里达. 声音与现象[M]. 杜小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