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清华管理评论 ,作者:杰里米·霍尔 等,责编:刘永选,原文标题:《前沿 | 拥抱100万亿美元的低碳机遇:胜利者、失利者、转型者与变革者》


应对气候危机不仅需要既有企业调整经营方式,还需要勇于直面重大挑战的企业家、投资者和企业组织,即“变革者”。他们将创建一批具有关键意义的新型组织,并参与塑造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产业部门之一。不过,要成为真正的“胜利者”,企业还必须审慎评估其决策可能带来的非预期后果,确保低碳转型不仅为股东创造价值,还能惠及原本可能遭受气候变化严重冲击的数十亿人口。


应对气候危机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挑战之一。随着科学界、政界和商界大多数人已就这一危机的成因达成共识,工业领域面临的最大挑战由此凸显。例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最新报告证实,工业是二氧化碳排放增长最快的领域,也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来源,占比达34%。反过来看,降低全球碳排放将为工业发展带来巨大机遇,据估计,未来三十年相关投资机会可高达100万亿美元,部分年投资额将超过5万亿美元(见图1)。



对于企业而言,最受关注同时也最易遭遇阻力的问题,主要在于其如何通过调整乃至重构商业实践来降低碳足迹。这一过程可能迫使部分企业对其商业模式进行大幅调整,成为主动的“转型者”(Movers);另一些企业则可能因无法适应而退出市场,沦为“失利者”(Losers)。适应是指企业为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现实影响而调整既有实践。适应性措施或许能够帮助企业在气候危机中维持生存,甚至使少数企业从中获益,例如利用极地冰层消融所形成的新航道开辟更为快捷的贸易路线。然而,适应性措施本身既无法从根本上遏制气候变化,也难以充分回应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利益相关者诉求。相比之下,减缓措施不仅有助于显著削减碳排放,还可能为企业创造重大的战略性商业机会。尽管减缓行动不可或缺,但鉴于预期排放水平与既定减排目标之间仍存在巨大缺口,仅依靠现有减缓措施,可能仍不足以将全球升温限制在《巴黎协定》所约定的2℃以内。与此同时,全球还面临自然灾害强度与发生频率上升、电力与能源市场持续动荡,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不稳定等多重挑战。因此,亟须进一步制定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备选方案。


本文概述了企业如何把握低碳转型所带来的发展机遇,尤其是如何通过开发新型负排放技术,从大气中移除二氧化碳,并将其安全、持久地封存在自然、生物或地质碳汇中。潜在的二氧化碳移除路径包括生物质能与碳捕集和封存相结合、植树造林、直接空气碳捕集以及二氧化碳利用等;更广泛的气候干预方案还包括太阳辐射管理和平流层气溶胶注入等太阳地球工程技术。然而,开发负排放技术面临严峻挑战。目前,各类技术方案所依赖的科学基础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推动这些技术真正落地所需的商业模式和供应链体系也尚不成熟。与此同时,其所需投资规模前所未有。部分估算表明,未来三十年的累计投资可能高达100万亿美元,某些年份的年度投资额甚至可能超过5万亿美元(见图1)。尽管如此,至少目前各方已经在两个方面形成了基本共识:一是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高度紧迫性;二是必须努力将全球升温控制在2℃以内。正如时任联合国气候行动与融资特使、现任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所言,即将到来的低碳转型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商业机遇”。


拒绝或抵制低碳转型的管理者,最终可能使企业暴露于日益上升的诉讼、监管与市场淘汰风险之中,并沦为“失利者”(Losers)。至少,现有企业必须尽快调整其商业实践,降低自身碳足迹,成为积极适应的“转型者”(Movers)。面对这场与时间的赛跑,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警告道:“我们承受不起行动迟缓者和虚假行动者,也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漂绿’行为。”因此,应对气候危机不仅需要现有企业调整经营方式,还需要勇于直面重大挑战的企业家、投资者和企业组织,即“变革者”(Shakers)。他们将创建一批具有关键意义的新型组织,并参与塑造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产业部门之一。不过,要成为真正的“胜利者”(Winners),企业还必须审慎评估其决策可能带来的非预期后果,确保低碳转型不仅为股东创造价值,还能惠及原本可能遭受气候变化严重冲击的数十亿人口。事实上,许多变革者在开创新产业的同时,也导致了若干未被预见的负面后果,其中便包括当今社会试图应对和纠正的气候危机。基于此,本文提出一个分析框架,用以阐明企业当下的战略选择将如何决定其最终成为这个100万亿美元市场中的失利者、转型者、变革者或胜利者。


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两个关键分析维度。第一,管理者在多大程度上采取积极主动、面向长期的行动,而非持有短视立场;第二,企业现有的能力与责任究竟促使其将行动重点放在气候变化减缓上,还是率先识别和开拓新型低碳发展机会上(见图2)。



低碳经济中的净零企业类型


企业可以选择是否采用减缓战略以降低自身碳足迹。持短视立场的管理者,即那些无法或不愿运用前瞻性思维、仅从狭窄视角看待问题而不考虑该问题的广泛影响,或是无法意识到自身行动可能产生负面后果的管理者,很可能停留在象限Ⅲ,最终沦为失利者。这类企业包括部分大型跨国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国家石油和天然气企业、煤炭供应商以及水泥制造商等,它们仍在抵制调整其经营方式以应对气候变化。此类企业往往拥有巨大的既得利益,同时也面临技术颠覆和被市场淘汰的风险。股东回报、就业保障和能源安全等方面的短期压力,常被用来为既有经营模式的维持提供正当性;但从长期来看,日益严格的监管要求和不断增加的诉讼风险将加速其衰退与退出。


对于在位企业而言,更为务实的选择是采用气候减缓技术、推行更具可持续性的经营实践和商业模式,以维持企业的生存与延续,即进入象限Ⅱ,成为转型者。在这一情形下,主动型管理者倾向于主动塑造和掌控局势,而非在外部事件发生后被动应对。不过,他们也可能认识到,尽管实现碳中和是企业保持长期繁荣的必要条件,企业现有的技术能力及其所承担的既有责任,仍可能限制其进入快速发展的脱碳产业。国有企业也可能属于这一类型。例如,中国国家电网战略性投资了全球首个特高压直流输电项目,每年可实现从甘肃向浙江输送超过360亿千瓦时的电力,其中超过一半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


进入象限Ⅳ的变革者则是那些积极把握脱碳机遇,却未能充分识别和应对潜在非预期后果的企业。此类短视型新进入者包括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与换电企业Better Place,以及太阳能企业Abound Solar和Solyndra,这些企业最终均以破产告终。另一个例子是可再生能源企业阿达尼集团。该集团曾在印度因腐败问题受到处罚,并因在大型太阳能项目的采购和开发过程中导致当地社区遭受不公正的迁移与权利剥夺而受到批评。这些企业失败的原因无疑复杂多样,也具有较强的个体差异,但它们存在一个共同问题:错误地认为,只要积极投身应对气候变化的事业便已足够,即使其行为可能损害投资者、项目所在地社区或社会公众的利益。就此而言,变革者与失利者之间存在一种悖论式的相似性:二者均采取了某种形式的短视立场。不同之处在于,变革者积极支持并推动脱碳技术,却未能充分认识其决策和行动可能产生的更广泛影响。


位于象限Ⅰ的是胜利者。这类企业主动开发脱碳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并建立相应的政策关系和制度安排,由此参与构建脱碳转型所需的新型产业结构。变革者与胜利者的关键区别在于,后者会主动识别、评估并管理可能产生的有害非预期后果。默顿(Robert K.Merton)指出,非预期后果可能产生于五类原因:第一,无知或信息不足;第二,错误的推理、分析或问题阐释;第三,过度重视短期利益而忽视长期可持续收益;第四,教条主义,即既有价值观或信念阻碍行动者对后果进行充分评估;第五,自我挫败式预言,即对某种结果的预期反而诱发行动,使原本预期的结果无法实现。正如表1所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存在大量可能引发非预期后果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已经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相关行动的有效推进。



规避非预期后果


我们当前面临的许多环境问题,实际上都是人类为解决既有问题而采取行动所产生的结果。这是创新活动中的常见现象:创新在解决原有问题的同时,也可能制造新的、未被预见的问题,迫使社会在日后不得不采取行动予以应对。例如,20世纪20年代,小托马斯·米基利(Thomas Midgley Jr.)为解决发动机爆震问题开发了含铅汽油,又为提高制冷效率开发了氯氟烃。然而,这两项创新后来均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极为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和环境破坏。


关键在于,鉴于诸多前车之鉴,今天的管理者已不能再以缺乏先例为由,声称自己无法预见相关风险。然而,类似错误仍在不断发生,甚至存在于那些旨在积极应对气候危机的行动之中。例如,平流层气溶胶注入(向高空大气释放细微颗粒物)和海洋铁施肥(向海洋投放含铁物质)等较为激进的气候干预技术,即使出于良好动机,若缺乏对潜在风险与非预期后果的前瞻性评估,也可能弊大于利。2012年,有“生态系统修复者”之称的美国人拉塞尔·乔治(Russ George)在未经联合国禁令许可的情况下,争议性地在加拿大西海岸倾倒了100吨硫酸亚铁,试图人为促进浮游生物大规模繁殖,并使其吸收的碳最终沉降至海底。然而,浮游生物在约1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内失控扩张。该项目不仅未能有效实现碳封存,也未能通过碳信用交易创造预期收入,反而进一步削弱了气候地球工程的社会合法性。


相比之下,Stripe、Climeworks和Carbon Engineering等致力于直接空气捕集与碳移除技术的企业,则具备成为胜利者的潜力。这些企业正在积极探索相应的商业模式,将二氧化碳视为需要支付处理成本的废弃物,或可进入市场交易的商品,并试图由此进入一个规模可能达到4万亿至5万亿美元、足以与规模约6.5万亿美元的石油和天然气产业相匹敌的新兴市场。除具备多元化融资渠道、较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能够适应不同市场条件且具有技术可行性的设计方案外,这些企业还在主动识别并管理新兴风险和潜在非预期后果,包括对脆弱金属供应链的依赖,以及化学污染、用水压力和土地管理等问题。


其他可能、甚至很可能成为胜利者的企业还包括宁德时代(CATL)、比亚迪(BYD)和腾讯。早在2018年,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便主动宣布(并非迫于政府强制要求),将在2025年前实现核心运营环节的碳中和,并在2035年前实现整个电池价值链碳中和。中国科技与软件企业腾讯则设立了碳中和实验室,并承诺到2030年在其运营及供应链范围内实现碳中和。2023年3月,腾讯又进一步启动“碳寻计划”(CarbonX),以支持碳捕集、利用与封存领域的绿色创新。最后,中国电池与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Build Your Dreams)则呼吁全球合作,加快零排放汽车的普及,力争到2035年在主要市场实现其全面采用,并于2040年前将这一目标扩展至所有市场。早在2015年首次推出纯电动卡车和全电动公交车时,比亚迪便已在其产品组合中率先推进这一发展方向。


需要强调的是,图2中呈现的企业类型划分并非静态不变。企业既可能向更加积极的方向转型,也可能因战略失误而向消极方向退化。其中一条转型路径是,在位企业通过采用气候减缓战略、开发新技术并转向更加积极主动的战略立场,在新的低碳环境中实现持续发展,从失利者转变为转型者。例如通用电气、西门子和维斯塔斯在过去五十年中持续大规模投资风力发电技术;Equinor(前身为挪威国家石油公司Statoil)与rsted(前身为丹麦石油天然气公司DONG)则逐步降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并积极获取海上风电、氢燃料电池、碳捕集与封存及能源效率等领域的知识产权。即便是高度依赖石油和天然气业务的企业,也可能识别并把握那些可能对其既有商业模式构成威胁的新兴机会。例如,英国石油公司开始在其加油站网络中安装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其他转型机制还包括购买新资产或收购初创企业,如Better Place倒闭后,通用汽车收购其部分知识产权。这类企业未必会直接进入新兴负排放技术产业,但可能成为构建新型产业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换言之,企业不仅可以通过从短视战略转向主动战略实现自身转型,还可以参与建设负排放技术发展所需要的新型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这一过程将为转型者创造大量发展机会,同时有助于提升能源安全和气候稳定性。


另一条转型路径,是新进入脱碳产业的企业不再以短视而激进的方式追逐脱碳目标,而是更加系统地审视其业务活动的广泛影响,主动识别、评估并管理潜在的非预期后果。例如,First Solar一度濒临破产,而后通过重构战略成长为美国太阳能设施建设领域的领先企业。特斯拉则正处于变革者向胜利者转变的临界点,尽管其业务并不严格属于负排放或碳移除产业,但其通过电动汽车制造和电池技术一体化,正在显著冲击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传统市场。然而,特斯拉仍依赖风险较高的锂、钴矿产开采,强化私人汽车出行模式,并且始终没有充分考虑回收与电子废弃物问题。若特斯拉能够推动钴等关键矿产供应来源多元化,强化供应链治理,将其商业模式与步行、公共交通、共享出行或共享所有权等更加积极且可持续的交通方式相结合,并通过更加完善的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度,强化废旧电池及其他电子废弃物的回收与处理,则更有可能从变革者转向胜利者。


净零世界的融资机制


技术创新系统与创新政策领域的既有研究表明,产业转型并非孤立发生,而是在外部压力、创新活动、市场竞争及政策要求的共同作用下演进的过程。尤其在气候减缓领域,强制性政策要求往往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净零世界所需要的新型产业结构和技术大多仍处于萌芽阶段,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但对企业而言,一个积极信号是:企业并不需要完全依赖自有资源来把握低碳发展机遇。


目前至少有三种正在兴起的融资方式,可以帮助主动型企业为净零转型筹集资金。第一,企业可以利用钢铁、石油、化工以及食品饮料等高碳行业内部的产业资金,使潜在的失利者为转型成本承担部分责任,并激励其改变既有经营方式。资本性支出的税前扣除等税收优惠(capital allowances)以及企业内部收入的再投入,通常被视为提高能源效率、推动气候减缓的重要条件。此类机制能够为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直接空气捕集等负排放技术提供大规模资金支持。


第二,对于资本有限、但希望从失利者转变为转型者的企业而言,可以借助外部能源服务公司或能源承包商推动转型。这些机构负责为能源效率提升项目或低碳投资提供融资并组织实施,作为回报,则分享项目所产生的成本节约收益。RenEsco Ltd便是其中的典型案例:该公司以未来能源节约收益为基础,投入100%的自有资本对商业建筑进行综合改造,并由此创造价值。


第三,企业可以寻求第三方融资,例如绿色投资银行与天使投资者;在特定情境下,也可以利用国家投资、多边开发银行或市政资金。例如,加拿大联邦政府近期推出了26亿美元的能源行业碳捕集税收抵免,以帮助企业为实现净零目标筹集资金。在Alphabet(谷歌母公司)等机构共同参与下,Stripe于2022年4月宣布设立9.25亿美元的碳移除基金。Lowercarbon Capital则筹集了3.5亿美元,用于支持碳移除领域的初创企业,并提出颇具冲击力的口号:“修复地球本身就是一门好生意。羞耻和内疚无法带我们实现目标,市场可以”。


以企业能力塑造低碳未来


随着国际社会持续迈向净零世界,推动产业转型的相关机制正在以超出许多人预期的速度逐步形成。产业界已经开始回应界定清晰的问题(气候变化)和目标(如2°C目标),与此同时,相关技术路径和市场边界也正在逐渐显现并日趋明确,但这一进程仍然离不开强有力的政策干预。


在现有制度安排与市场机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企业扮演着一种具有内在张力的角色。一方面,许多企业是历史上温室气体排放和气候变化的重要责任主体;另一方面,它们又掌握着解决这一问题所必需的技术、组织与资源能力。并非所有企业都会积极回应这一挑战,但正如罗伯特·阿诺特(Robert Arnott)的名言所说:“在投资中,令人安逸的选择往往难以带来利润。”毫无疑问,大量短视的失利者与变革者会面临重重困难,而转型者与胜利者则可能蓬勃发展。尽管相应的产业结构、激励机制和技术体系仍处于形成初期,但规模达100万亿美元的低碳市场机遇已经显现,并将更多地属于那些愿意主动识别、塑造并把握这一机遇的企业。


杰里米·霍尔(Jeremy Kent Hall):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商学院科学政策研究中心(SPRU)主任、创新研究教授


本杰明·索瓦库尔(Benjamin K.Sovacool):美国波士顿大学文理学院地球与环境系教授、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主任,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商学院能源政策教授、Bennett创新与政策加速研究所顾问主任,丹麦奥尔胡斯大学商业发展与技术系杰出教授


陈劲: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苹果公司讲席教授,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杨洋: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