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历史叙事中，非洲常常被描绘成极其被动的一方。在那些充满猎奇与傲慢的航海日志与早期史学文本中，欧洲贩奴船长只需用几包粗糙的玻璃珠串、几桶掺了水的劣质朗姆酒，或是几柄批量生产的铁刀，就能轻易换取成百上千名沦为“商品”的非洲人。在欧洲商业扩张和殖民主义的冲击下，非洲似乎只是一块不设防的荒野。这种“幼稚野蛮”的受害者形象，不仅在历史上为欧洲的“文明教化使命”提供了绝佳的道德说辞，也在无形中将奴隶贸易这一早期资本主义最血腥的罪恶，化约为一场降维打击式的单向碾压。

然而，美国霍华德大学历史学教授阿娜·露西娅·阿劳霍（Ana Lucia Araujo）的著作《礼物：声望之物如何塑造大西洋奴隶贸易与殖民主义》（The Gift: How Objects of Prestige Shaped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and Colonialism, 2024），却以冷峻的微观全球史笔法，通过物品的历史重构人类史，还原更为真实复杂的历史。

阿娜·露西娅·阿劳霍著《礼物：声望之物如何塑造大西洋奴隶贸易与殖民主义》

阿劳霍擅长采用跨国视角，探讨大西洋奴隶贸易与奴隶制的历史、记忆及其当代影响。《礼物》一书从2015年巴黎拍卖行展出的一把十八世纪法国制造的银质仪式剑讲起。这柄造型奇特的弯剑上有两处铭文：剑刃上用优雅的法语写着“卡宾达公正的马富克、马卡耶安德里斯”；剑旁有一块红色天鹅绒包裹的木牌，上面镶嵌着一块刻有“1892年，达荷美战役纪念”字样的象牙板。这显露出这把银剑上层层堆叠的历史：它曾是跨大西洋贸易中的馈赠，后来进入达荷美（达荷美王国是非洲历史上大致存在于1600年至1894年的一个王国，位于今日贝宁）王宫，又成为法国殖民战争中的战利品，后又进入欧洲的艺术市场。它最终被法国一家博物馆以最高价竞得并入藏。

顺着这把银剑的历史流转，阿劳霍重新观察非洲沿海社会中复杂的权力关系，追问这把剑在不同的人手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它的意义又会随着占有者的改变而发生怎样的变化。由此，她向读者展示了一段被宏大叙事遮蔽的历史：在欧洲殖民征服全面展开之前，活跃在非洲沿海港口的统治者、官员和贸易中间人并非毫无选择的被动者。他们拥有自己的政治秩序、贸易规则和利益诉求，也懂得利用欧洲商人之间的竞争，为自己争取利益。

阿劳霍并没有因此淡化奴隶贸易的暴力性。她对非洲历史参与者“政治能动性”（political agency）的恢复，使这段历史更加复杂细密：奴隶贸易并非一条从欧洲通向非洲的单向道路，而是在欧洲商人、非洲统治者、地方贸易网络以及殖民扩张之间不断交织的关系网络。也正是在这一网络中，礼物、贸易、声望、权力与暴力彼此纠缠。

一把银剑，为我们切开那段历史的肌理。

赠予安德里斯·普库塔的银质奇姆帕巴仪式剑。法国银器工艺与非洲王权形制结合，剑上仍可见赞美受赠者“公正”的法文铭文，法国拉罗谢尔新世界博物馆藏。

礼物的规训

要理解当时非洲本土政治主体性的运作，首先必须放下“欧洲殖民者抵达的是一片没有秩序的非洲海岸”的想象。阿劳霍在《礼物》中指出，十八世纪罗安戈海岸的恩戈约、卡孔戈和罗安戈，是三个各自独立、高度集权的王国。欧洲奴隶贩子未能在当地建立稳固的永久据点，而主要依靠沿海贸易站经营。这片土地的主人拥有自己的政治秩序，并通过一系列官员管理对外贸易。

这种对地方权威的承认，在欧洲人初到非洲时便已出现。赫尔曼·L.贝内特（Herman L. Bennett）曾在《非洲国王与黑人奴隶：近代早期大西洋的主权与剥夺》（African Kings and Black Slaves: Sovereignty and Dispossession in the Early Modern Atlantic, 2018）中重新阅读十五至十六世纪的伊比利亚旅行记和编年史，发现其中满是国王、臣属、使节与朝仪。后来以征服和奴役为中心的叙述，遮蔽了欧洲人当时不得不辨认和尊重的政治秩序。

赫尔曼·L. 贝内特著《非洲国王与黑人奴隶：近代早期大西洋的主权与剥夺》

1482年，葡萄牙指挥官迪奥戈·德·阿赞布雅来到今加纳的埃尔米纳，准备修筑堡垒。船上载着石料、木材、工匠和数百名士兵，他仍须先求见当地统治者，取得登陆和施工的许可。按照贝内特梳理的记载，双方谈妥后，葡萄牙人应先送上兼有贡纳和地租性质的礼物再开工，不料，经办人迟迟没有送到，工匠便动了土，当地人随即把他们赶回船上。阿赞布雅公开斥责经办人，又把礼物加倍，才平息冲突。欧洲人能够筑起堡垒，并不等于已经取得对周围土地和居民的统治权，按期支付的租贡，仍承认着这片土地另有主人。

在十八世纪罗安戈海岸的体系中，欧洲贩奴船长面对的则是两个极其难缠的非洲政治精英角色：马富克（Mfuka）与曼布库（Mambuku）。

作为由非洲内陆王室直接任命的沿海贸易代理人，马富克是卡宾达等贸易港口最重要的贸易代理人之一。可以说，马富克垄断了市场准入的审批权，欧洲商人要进入当地贸易体系，必须与由国王任命的马富克及其他地方代理人打交道。每艘参与贸易的欧洲船只都必须缴纳相应的关税和费用，马富克不仅参与确定欧洲商品的价格，还参与决定以哪些商品、按照什么样的“货币”单位交换被奴役者。同时，马富克也是奴隶贩子，他会将自己掌握的被俘者强行交给当地经纪人，并对选定的欧洲商人免除税费，同时向他们要求“以礼物形式给予的特殊优待”。欧洲商人向他赠送纺织品、步枪、白兰地等“符合其品味的礼物”，并给予各种便利。

与马富克相比，曼布库的身份更为复杂。在一些王国，曼布库是富有的政治人物和重要贸易中间人，通常也是王位第二顺位继承人，其职能被阿劳霍描述为类似“首相”。

这种高度自持的主权网络，迫使欧洲人不得不陷入非洲本土精心编织的行政与法律网络之中。从几内亚海岸、贝宁湾，到黄金海岸的西非港口，向当地权力所有者及其代理人赠送礼物以换取贸易和传教许可，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惯例。在这种贸易体系中，礼物并非无条件的馈赠，它始终是一种投标，标的是赠予者希望从接受者那里获得信任。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礼物与商品的角色并非对立，而是紧密相关、常常彼此交织。其中，银剑这样的声望之物“既非普通商品，亦非货币”，其价值在于能否满足接受者的政治与审美需求。

《礼物》中记载道，欧洲人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行为以迎合非洲代理人的喜好，“试图回应地方统治者和代理人的特定品味，向他们支付通常被称为礼物的关税”：1784年法国海军介入卡宾达冲突，当地人看到军官的装束后，就“只想要制服和肩章”，欧洲的船长们“被迫追随这一时尚，给他们带去各种颜色的制服，饰以肩章”。船长们不仅不能主宰贸易条件，反而要“被迫”跟随非洲代理人指定的着装时尚，携带他们想要的制服和肩章作为礼物，这生动地体现了欧洲人在赠送过程中受到的规训。

历史学家约瑟夫·米勒（Joseph Miller）曾说：“赠予者通过发起交易，确认接受者的低下地位。”阿劳霍引述这一观点后，指出罗安戈海岸的受礼者并非单纯的欠债人。欧洲人向当地官员赠礼，是为了获得贸易许可；接受礼物的马富克，恰恰掌握着赠予者所求的权利。礼物确认谁的地位，取决于双方置身其中的政治关系。

沿着这一问题看向亚洲，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经历同样耐人寻味。迈克尔·拉弗（Michael Laver）2020年出版的《近代早期日本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赠礼与外交》（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in Early Modern Japan: Gift Giving and Diplomacy），以荷兰商馆日记和公司档案为线索，写出了商人如何用礼物经营与幕府的关系。荷兰人能从遍布亚洲的商路调来波斯马匹、孟加拉织物和爪哇珍禽，但礼物送给谁、何时送、能换来怎样的便利，必须依照日本的权力秩序安排。

迈克尔·拉弗著《近代早期日本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赠礼与外交》

拉弗写到一盏铜灯的效力：荷兰公司官员彼得·努伊茨在台湾地区与日本商人发生冲突，幕府中止荷兰贸易，公司后来将他交给日本处置。商路恢复了，人仍被软禁。荷兰人献给德川家光一座精工制作的铜灯后，终于促成他的获释。家光将铜灯安置在祭祀祖父德川家康的日光神社——海外商人的献礼，既荣耀了开创幕府的祖先，也帮助孙辈彰显继承其权威的地位。荷兰人的诉求是释放同僚，将军得到的则是一件能够公开展示的政治物品。

此外，礼物还可能因送错人而失效。1665年，荷兰人把权臣稻叶正则索要的两座灯直接献给将军，惹恼了原定的受礼者。拉弗指出，稻叶很可能原想把灯再献给将军，以此经营自己的关系。荷兰人跳过了他，也就剥夺了他借礼物取得声望的机会，后来不得不用新的厚礼补救。与卡宾达的制服和肩章一样，物品的贵重只是一部分，赠予者还得懂得，受礼者将把它放进怎样的关系之中。

阿劳霍还敏锐地发现，欧洲商人之间的竞争进一步强化了非洲代理人的主导地位。她举例，法国船长之间为争夺俘虏和价格而互相攻击、互相告密，这种内斗强化了争取马富克和当地统治者支持的重要性，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后者的权力。

一把银剑的地缘奉承

在《礼物》中，阿劳霍将馈赠的社交与契约属性、物品在流转中的“社会生命”这两套理论引入大西洋奴隶贸易研究，而那把银剑，正是非洲政治主体性如何塑造欧洲制造物的集中体现。

这把现藏于法国拉罗谢尔新世界博物馆的银剑，造型完全不同于十八世纪欧洲传统的击剑或军刀样式。它的剑刃呈现出一种奇特的、扁平且顶端极度宽阔的弯曲弧度。阿劳霍指出，这并非法国银匠的艺术发明，而是法国奴隶贩子依据中西非沃约族传统的王权象征物“奇姆帕巴”（一种名为“Kimpaba”的仪式短刀）的形制仿制而成。书中专门讨论了奇姆帕巴在恩戈约王国作为王权徽记的使用与意义，并将这把银剑与现存的非洲地区其它类似刀剑比较，确认其形制遵循了当地的传统。欧洲的材质与工艺，非洲的形制与政治意涵，在跨大西洋贸易的网络中神奇地交织为一体。

沃约地区的奇姆帕巴权杖式刀剑，铁、铅制。豹形剑柄象征恩戈约王权，宽阔刀刃中的镂空符号体现当地的宇宙观，显示银剑所沿用的非洲形制，美国弗吉尼亚美术馆藏。

银剑背后有深刻的地缘政治考量。十八世纪后半叶，法国拉罗谢尔的商船在卡宾达港面临英国和法国其他商人的激烈竞争。1775年，让-阿马布尔·勒塞纳率领的拉罗谢尔贩奴船队遭三名法国船长袭击，货物和俘虏被抢走。卡宾达的马富克安德里斯·普库塔庇护了船队中的雅克·库斯及其船员，帮助他们渡过危机。阿劳霍推测，银剑很可能是在1776年船队返回拉罗谢尔后，由船主加雷谢或勒塞纳委托当地银匠制作，并于1777年前后送给普库塔。

剑刃上用法语镌刻的铭文“卡宾达公正的马富克、马卡耶安德里斯”（Andris macaye mafouque le juste de Cabinde，“马卡耶”为恩戈约王国的一个高级官职头衔，职能相当于首席顾问），使用了“公正”这一政治修辞。法国人在这里将这一赞语献给一位非洲的权力代理人。随着奴隶贸易的加剧，马富克的权力在十八世纪显著上升，甚至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王国统治者的权威。这把银剑以欧洲银器工艺打造，又遵循当地王权象征物的形制，这正是马富克权力的物质见证。

阿劳霍指出，普库塔本人和当地人未必读得懂法文，但在卡宾达经商的欧洲人读得懂。即使不识铭文，银剑的尺寸与贵重材质也足以在公开展示时引人敬畏。欧洲人用自己的文字赞美他，而这件物品又以当地人熟悉的王权形制，标示出他在贸易秩序中的地位。

不过，精心选择的物品，并不总能使双方接受同一种政治含义。1793年，马嘎尔尼率英国使团来到清廷时，也希望通过礼物争取商业机会。何伟亚（James L. Hevia）的名著《怀柔远人》，将这次出使放回中英两个帝国各自的礼仪与权力安排之中。与卡宾达商人迎合地方权贵的品味不同，马嘎尔尼还想用科学仪器和精良制品，让乾隆皇帝看见英国的优越，并由此打开通商谈判的门。

何伟亚著《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

为使这场展示不被抢了风头，马嘎尔尼买下一块透镜。他担心这件仪器落入中国商人之手，再经别的渠道呈给皇帝，会使使团的礼物失色。何伟亚指出，清宫本来就收藏着欧洲钟表和仪器。马嘎尔尼在热河见到一些精良的装置，甚至觉得自己带来的礼物会相形见绌。英使要用礼物展示英国的优越，却无法垄断清廷获取欧洲物品的渠道。

更直接的争执发生在圆明园。英国人员担心精密仪器受损，坚持由自己看守，直至装配完成。清廷官员徵瑞却说，这些已经是献给皇帝的贡品，英国人不应再过问。翻译立即反驳：它们是礼物，不是贡品。负责安排使团在京事务的内务府官员金简最后出面，说叫贡品还是礼物都可以，暂时结束了这场争论。在何伟亚的叙述中，这场争执牵涉的是赠礼所建立的关系：英方希望以国王之间的交往推进通商，清廷则把来使及所献物品纳入皇帝接待远人的秩序。

何伟亚尤其强调，乾隆区分了礼物本身的珍贵与英使对礼物的夸耀。朝廷并未按马嘎尔尼的意图，将仪器看作英国科学成就的展示，也没有把它们与在广东交易的商品混为一谈。马嘎尔尼希望礼仪之后再谈商务，清廷却把接待、献礼和赏赐视为一个完整过程。银剑能为法国商人赢得的关系，在这里并不能靠更精巧的仪器照样换来。

主体性的幽暗面

然而，当历史学家将非洲代理人的政治主体性还原时，一个沉重的历史问题随之浮现。马富克权力的增长，恰恰是在奴隶贸易中实现的。他们的政治主体性与奴隶贸易的暴力是同一过程的两面。

阿劳霍并不回避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如果非洲的官员和君主们确实是具有理性、主体性和掌控力的政治家，那么他们对大批非洲人被推入跨大西洋奴隶制深渊这一历史惨剧，究竟持何种立场与心态？虽然《礼物》一书的重心是通过物质文化展示非洲代理人如何行使权力、获取利益，而非从道德层面讨论他们的历史责任，但它也揭示了非洲本土统治精英与跨国奴隶贸易之间深刻的利益交织。

理解十八世纪恩戈约和达荷美等王国统治精英的政治认同，不能套用现代意义上的“非洲同胞”或“黑人命运共同体”。王国、宗族和身份等级划定了谁受到保护。阿劳霍引述法国传教士普罗亚尔的记载：罗安戈海岸的王国原则上不许出售本国出生者，触犯特定法律者除外。但她随即指出，随着奴隶贸易扩张，这条规则经常被打破，王位争夺甚至会使贵族沦为奴隶。对被奴役者的来源，学者也有不同解释：有人强调内陆商队，有人指出沿海社会自身的人口同样被卷入其中。

贝内特把这种区分推进到了主权问题上。在他笔下，葡萄牙人承认非洲君主对土地与臣属的权力，同时又通过这些君主掌握的渠道，购入失去政治保护的人。承认国王与购买奴隶，可以发生在同一套秩序中。这也使银剑上的“公正”二字显得格外刺目：它赞美的是普库塔保护法国商人的行为，并不意味着那些被他交易的人享有同样的公正。

在卡宾达港，马富克们从欧洲白兰地和印花布等商品的交易中获利，被俘者则被挑选、估价和转卖。阿劳霍强调，马富克这一职位本身就是国王任命的“商业代理人”，其核心职能之一正是征收关税，而随着大西洋奴隶贸易在十八世纪的不断扩大，马富克的财富和政治影响力不断上升，于是开始索要越来越多的“以礼物形式给予的特殊优待”。他们用精明的商业谈判和主权规训，为自己谋取这场血腥交易的收益。

罗安戈经纪人庞古，缠绕腰间的银链展示着财富与地位。欧洲商品进入当地后，也成为区分身份的标志。此图出自格朗普雷1801年刊行的西非海岸旅行记。

这把“很可能于1776年在法国拉罗谢尔锻造”的银剑，在普库塔约于1786年去世后流入达荷美王宫。阿劳霍认为，它很可能经法国贩奴商人之手抵达阿波美，具体时间和经手者却已难以确知。达荷美君主们非但没有排斥这件带着法国铭文的异域武器，反而将其深深嵌入到自身旨在彰显绝对王权的仪式体系中。阿劳霍的研究揭示，达荷美王国的宫廷工匠很可能对这把银剑进行了改造，在剑刃上添加了象征达荷美巫毒教（Voduns）神祇和其宇宙论中核心理念的几何符号。

于是，当这把银剑从恩戈约来到达荷美，非洲统治者的政治主体性展现为一种令人战栗的符号挪用能力。一件原本属于欧洲与非洲贸易关系的“威望之物”，被重新编码，纳入达荷美宫廷的权力象征体系。

1892年开始的法国征服战争，又改变了银剑的命运。这把原本作为礼物进入非洲政治世界的银剑，后来又随参加法国征服达荷美战争的军官回到了法国，并被装上“达荷美战役纪念”字样的象牙板。礼物变成战利品，记录着关系的逆转：法国商人曾借它向非洲官员致谢，法国军人后来却把它带走，作为征服非洲王国的纪念。

这把剑如今回到了它最初被制造出来的城市拉罗谢尔，入藏当地博物馆。

还原非洲本土政治主体的能动性，并不意味着为奴隶贸易的暴力开脱，也不是要把马富克们简单归入“受害者”或“加害者”的单一角色。恰恰相反，只有把欧洲商人、非洲统治者、地方官员和贸易中间人都置于具体的政治秩序与利益结构之中，看到他们各自拥有的选择、算计与局限，才能更接近那段历史的真实面貌。

这把银剑既是这种复杂性的见证，也是其沉默的共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