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清醒着感受自己的快乐，清醒着感受自己的不舒服，清醒着做自己。这是我对“撒点野”的粗浅理解。
文｜张逸兴
从标题也能看出来，这是关于崔健《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野》的故事。
我出生于2010年，而真正喜欢上摇滚乐，是在这几年。显然，我所经历的时代并不是摇滚乐全民流行、摇滚歌手成为全民巨星的年代，或者用一个更极端的说法，这就不是一个摇滚的年代。中国摇滚40年，我只跟随着走了十分之一的路，但我也想聊一聊这首歌、这个歌手、这种音乐是如何影响我、改变我的。
2024年12月21日，崔健“继续撒点野”巡回演唱会成都站演出现场
我第一次接触到崔健的歌是5岁左右（当时最喜欢的歌应该是《小苹果》）。我们当时正在青海旅游。在小面包车上，我第一次听到了从司机大叔播放器里传出来的，一种当时的我从没听过、却只觉得充满着力量和野性的声音。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刻我的心就像一块玻璃，突然被飞来的足球击碎，迸发出清脆的响声，碎片四处纷飞。我探头看去，播放器上显示着“在播歌曲：崔健《假行僧》”。我第一次记住了崔健这个名字，在青海的雪山湖泊间。他要从南走到北，还要从白走到黑。他要人们都看见他，但不知道他是谁。这些在任何儿童小说、漫画书都没见到的表达让我感到十分好奇。这个奇怪的歌手和我过去听的所有歌手的唱法都不一样，却带着和当时我眼前崎岖山川一样的自由、狂野、不羁。我不能说我喜欢上了他和他创作的音乐，但从此就有了一种朦胧的好感。
第一次认真去听崔健，是在我真正爱上摇滚乐之后。
《缝纫机乐队》剧照
初二结束后，我离开之前读书的广州公立重点学校，转学去了深圳的国际学校。第一学年的最后一天，发车前的五分钟，在福田站明净、澄澈，却又空荡荡的候车厅，我在某音乐软件的每日推荐下听到了《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野》。在悠扬深远的古筝声中，吉他汹涌澎湃的旋律被牵引了出来。每一次重重的拨弦仿佛一片鹅毛般大小的雪花被凌厉的北风猛击，狠狠地砸在崔健沙哑粗粝、夹杂着喊叫和病态般嘶吼的演唱里。每一句词、每一个字就像是攻城锤一般，被裹挟着推出来。白雪茫茫，皮肉麻木，寒冷刺骨，他唱的是“给我点肉，给我点血”，就像是一个半死不活的病人靠着一次又一次起搏心脏勉强支撑生命。被一片惨白模糊了视线的他，奋力抵抗因空虚和恐惧感而产生的意志消沉。“换掉我的志如钢和毅如铁”这一句展现出的是更深层次的悲哀，他似乎对这种消沉堕落的状态产生了一种难以挣脱的依赖甚至是依恋。“快让我哭，快让我笑”，是他一次又一次请求别人帮他挣脱的哭号，只能让寒冷产生的疼痛让他再一次感到自己仍然有感觉和神智，所以“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野”。一个病人，遭受着无休止的折磨，却仍有清醒的神志，尝试与病痛抵抗。然而，这种清醒正在逐渐消散。他最终滑入了一种更加可怕的状态：痛苦，却无法感受。
之后我再听这首歌，总是会去看这首歌配套的MV。MV的画面和我第一次听到时想象的十分相似，大雪纷飞，模糊一片。一个长发军装男（当然就是崔大爷啦）在雪地里跺着脚弹吉他，时不时还闪出护士和大夫在荒原上蹦跳或者扭动、如同鬼上身一样的白色身影。到了末尾，MV又从这个带着象征意味的雪地场景里跳脱出来，插入崔健在北京的汹涌人潮里行走弹奏吉他、时不时愤怒地指着观众的镜头。这些有点怪异疯狂的景象总是让我想起那天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激动、震撼，甚至是不知所措的反应。
《摇滚狂花》剧照
如果要总结出这首歌的“歌眼”，或者是某种被反复强调、不断鞭挞的情感，应该就是两个字：麻木。
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小升初后，我成功进入本市一所省重点中学的初中部重点班。现在看来当时的我肯定是麻木的，因为我丝毫没有意识到我所经历的一切究竟对我产生了什么影响。就像我不知道要做到晚上十一二点的作业是为了什么？为什么每一周都要有小测？为什么我要向各种人打听他们的成绩，估算自己的排名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然后窃喜或者忧愁？我确实开始去思考我究竟喜欢什么，可能是物理，可能是摇滚乐，可能是写一些自己的所思所想、看一些其他人的所思所想。但是我从来没思考过我不喜欢什么。
我或许不喜欢每天必须围成一个方队跑操，但最后还是选择顺从，通过自己加练终于跟上了队伍；我或许不喜欢寸头，但也只能使用各种方法和老师斗智斗勇，看看能不能多留几厘米的头发；我大抵是不喜欢没有纸的厕所的，学校因为有一些同学把纸巾沾湿往墙上扔而抽走了男厕所里的厕纸，我也只能听话，每次在书包里多准备几包手帕纸。
《再见十八班》剧照
但这一切都只是事后之明。当时的我痴迷的是一次又一次的考试，更具体地说是一次又一次的放榜，虽然略有波动，但总是能稳居年级前十五名，那种从几百人中突围的快感一次又一次地压制了我的痛苦。有人酗药，有人酗酒，我想我“酗考试”。我们这三类人都是麻木的人，都是想要用一种短暂的快乐来逃避现实痛苦的人。我们都是病人，眼见着自己日渐消沉却无动于衷，享受意志渐渐滑落的快感。失落、难受、痛苦，它们一直都在，从未减少半分，但当我的感知力衰退，它们就仿佛消失了。现在回想起这两年，我能想到的大部分都是美好的回忆：和蔼可亲的老师，对学习有着纯粹热爱的同学，跟好朋友们一起踢球、分享听的歌，那些好笑的笑话。甚至我比那些留在这所学校读完初三的人更喜欢发一些怀念母校的朋友圈。就像歌里的病人不知疲倦地向“护士姐姐”“大夫老爷”求救嘶喊：给我点爱。就像你睡觉觉得太冷了，不是选择把空调往上调几度，而是选择把被子的一边塞到脚底下，把自己蜷缩成一个球一样，只能调整自己的姿态。
转入国际学校的第一年并不顺利，主要是因为这个学校真实的样子与我所听闻的并不相同。从招生手册到铺天盖地的自媒体宣传，我看到的是一群所谓“眼睛里有光”的孩子。不但学业出色，而且爱好广泛、兴趣全面、人格健全。可真正进入学校后，我发现这多半是各种短视频软件的绮丽特效反射的光线。我当然不会希望人活在一种没有娱乐、只有学习的生活里，但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只剩下查看社交媒体账号多了几个赞，又出了一个什么奇怪的新梗，又要跟谁谈一段撑死持续十天、保质期还不如鲜牛奶的恋爱……我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但我感觉被有着这样生活观的人包围了。在之前的学校，麻木的人主要是因为受规则的约束限制，只能对一切事情无感来让生活“舒服”一点。而在这所学校，麻木的人则是在不受规则约束的情况下，主动选择堕落，主动要求关闭自己的大脑。更加讽刺的是，在本年级里，努力成了标新立异的某种同义词，似乎“卷”就有某种原罪。
《我们的少年时代》剧照
看到这，你可能会对我的立场产生怀疑，摇滚乐是“反抗音乐”，你的标题又是“撒点野”，那你谈什么努力积极、功不唐捐呢？这难道不是背叛自己了吗？我从不喜欢听话，无论是听老师校领导的，还是同学的。但我更不喜欢盲从，我们应该多追问为什么。我“努力”并不是被所谓“中式教育”驯化，而是因为我爱追问一件事的价值，坚定地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在人人都拼命内卷、比较谁做的题多、打探谁又去上几个课外班的时候，你应该思考这样的“唯分数论”是不是健康的；而当你浑浑噩噩、靠刷抖音上的搞笑视频度日，活在各种觥筹交错的派对或者酒肉朋友虚假的称赞里时，你也应该去反思这样做算不算有价值地活着。摇滚乐不应该被简单定义成“反抗音乐”，而是像崔健说的“是一把刀子”，一把精准插入内心的手术刀，应该是“真诚的音乐”。我无法为了“反叛”而说假话，融入这种虚度的生活；我只能说我内心真正想说的，只能做内心真正想做的。真我表达，才应该是摇滚乐的核心，才是我所追求的生活。
于是，当我在福田站的候车厅听到崔健的怒吼时，我依然能感到一股股激流在血管里奔涌。而麻木的人，是感受不到的。如果非要再上价值谈这首歌对我的影响，我觉得应该是它让我坚定了一种生活态度：清醒着感受自己的快乐，清醒着感受自己的不舒服，清醒着做自己。这是我对“撒点野”的粗浅理解。
《摇滚校园》剧照
写到这里，我的耳机里还在重复这首歌，正好是结尾一次又一次喊出“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野”的地方。我才意识到，“撒点野”的定义其实是这样的：感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状态，然后在你的世界里尽情释放你的激情。如果他们想要跑操，那就去吧；如果他们想要交个女朋友，那就去吧；“撒点野”可以说是热情和理性的结合体，理性负责确定自己是否想要这样做，热情负责提供情绪和情感价值；而如果只有热情，没有理性，就是傻子。
所以，无论是在教导主任的注视下留一头长发，还是在你侬我侬的小情侣前认真做数学题，用拉格朗日中值定理把这段狗血恋情终止，又或者把卷纸填满每一个厕所隔间，大庇天下屁股俱欢颜，反正不要坐以待毙，不要选择麻木，快在学校里撒点野。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6年4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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